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若干问题

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的研究和传记的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只是30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在实践中有一些认识和体会。我想列出几个问题来,偏重于写我在实践中的一些认识体会。这些年来,在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方面,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张闻天研究。从1978年开始,1993年出版了《张闻天传》。2008年初,修订三版第二次印刷。二、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研究。1991年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与一位同志合作进行。2003年出版了专著《历史转折的前奏》和论文集《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立“历史转折研究”课题。写了三本书:《前奏》、《决战》、《新路》,两种版本。三、胡乔木研究。从1993年开始,有一个传记编写组,编了十几本胡乔木的专题文集、两本回忆胡乔木的回忆录。现正在统改。所谓实践中的体会,主要是从这三件事来的。

关于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重要性与现状

第一,写史要写人,这首先是由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同时又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唯物史观在承认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下面引述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来说明。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9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18—119页)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10页)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指马克思);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55—656页)

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后来,我们评论毛泽东、邓小平,都沿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上引最后两段)。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1715—1771):法国哲学家,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75页)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20页)

第二,重视写人,用纪传体(当然不仅仅是纪传体,但纪传体是主体部分)写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全书148篇,有112篇是用不同体例写不同层次的人物的传记(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又分一人独传,一类人合传])。另外18篇是表(10篇)和书(8篇)。这112篇传记,包括了农民起义的领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闻人(刺客,游侠,商贾,俳优以及少数民族……),用“太史公曰”加以总评,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使得中国的正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且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下层群众)、事件和社会生活。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之所以可以从正史看到“中国的脊梁”,同司马迁开创的体例有关。

在实际修史工作中,有一个干部群众中的突出人物要不要写入史书的问题。什么人青史留名?在这个问题上,英雄、劳模、杰出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没有问题,不在上述范围而有影响的,要不要写?比如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突出人物,参加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要不要上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采取的办法是上他们的名字。如1976年2月贴小字报揭露江、张、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窦守芳(注中出现名字),编写总理遗言的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3月19日第一个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牛坊小学学生,3月24日南京首先抬花圈送至雨花台的江苏新医学院学生,3月28日、29日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的南京大学学生。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的小诗作者山西共青团员王立山“(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4月8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中心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的黄永生(旗上一幅总理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参加执行拘捕“四人帮”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已经知道姓名的都记在史书上(有的在正文中,有的在注文中)。

第三,当代中国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历史大潮中,领袖人物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成为一个热点、重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纠正冤假错案,才能继续前进。“文化大革命”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得混乱不堪,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如: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等)。同时,怎样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这是继续前进所绕不开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怎样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中国现当代人物传记写作出版最繁荣的时期。以领袖人物而言,现在一般都形成所谓七大件的规模,即:文集(包括选集、专题文集等)、回忆录、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片、故事片。最重要的人物毛、周、邓,出版物都有几百种、上千种。最重要的人物传记作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以发表人物传记或生平活动为主的刊物也很多。

指导思想问题

毫无疑问,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指导,也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做指导。

概括地说,我以为,是一句话八个字:实事求是,全面科学。邓小平说过:“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3]

具体地讲,是三个原则八条要求。

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一、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就是上面说过的,唯物史观在肯定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要从这个根本点上来研究和评价人物。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地、唯物地研究和评价人物。

三、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全面地研究和评价人物。

注意符合、尽力达到八条要求:(文中粗体是引者加的)

1.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个人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现历史规律,才能了解历史活动的实质。(马克思论《济金根》的悲剧时说:“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0页)

2.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来看历史人物的动机。

3.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一个行动,胜过十打纲领)。不但要看他们做什么,还要看他们怎样做。

4.判断历史功绩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看他们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加速的作用还是阻挠、延缓的作用。

5.不是孤立地而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6.应当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对其著作也应作全面分析。

7.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并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

8.应当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苛求于前人。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和一个范例。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黎澍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范例是: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恰当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续前进,创造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评价伟大历史人物的范例,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重温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对客观公正地、科学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写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指导意义,这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贯穿全过程而又具关键性的一个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并作了具体分析和精辟论述,提出明确要求。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八个大字[3]。他指出:一、历史决议要集中讲毛泽东的功绩和正确的东西。他说:“总之,中心问题是两个,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4]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5]二、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写清楚。他要求“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6]“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7]他还要求:“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8]写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9];“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0]“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11]三、要毫不含糊而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12];“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3]邓小平按以上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的功过作了简要的分析。

邓小平还对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提出并运用以下原则:(1)从不同角度区分,把毛泽东的错误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一是把功绩与错误的主次加以区分,肯定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分,明确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三是把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同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所犯的罪行加以区分,指明其性质的根本不同。(2)要着重分析错误的历史背景,不能把错误的原因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去。(3)不能把错误的责任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4)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研究什么?也就是人物研究的内涵、范围这些问题

我的体会,通过研究,主要要弄清楚、把握好互相联系的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思想理论和道德品质。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按此标准来掌握史料,抓住重点,理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第二个方面,要联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联系具体的时代要求、历史条件、所处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人物的发展变化及其作为、贡献。也就是说,“三不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要联系环境、背景和条件来看,还要通过发展变化来看。第三个方面,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忠奸善恶、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要对历史人物的一生作出概括的评价,同时要对一个段落、一个特定事件作出评价。这里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不溢美,也不掩饰。所谓写出信史,所谓良史的品格,在这里得到体现。

怎么做?也就是怎样开展研究?涉及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通过查档(包括查阅历史报刊)、采访与实地考察等搜集材料。第二,经过研究,编著一级产品:文集,回忆录(包括自述),专题论文(论述性的)或专题记事(叙述性的)等。求得对人物的总体了解和全面把握,求得对重要事件和重要问题评价问题的解决。第三,编写年谱(开头是按阶段,甚至按事件)。这三件事,可以同时进行,交叉进行。第四,写出传记(从某一段落的,从小到中到大再到小;试写先易、先难)。大体说来是这么四步。这里,我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结合自己的实践,举一点例子来说一说。关于搜集材料,三个途径:案头工作;采访;实地考察。

第一,案头工作。

包括查阅历史报刊、档案,研究传主的著作。所谓案头,也不是不要跑,不要请教人,访问人。“跑材料”,离开了跑,是搞不到材料,搞不好材料的。

[查阅历史报刊]最初搜集张闻天的早期活动和作品:从南京龙盘里图书馆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寻找;找《南鸿》从南京到雅安,到徐州。查材料要下苦功夫,有韧性,坚韧不拔。皇天不负苦心人,功夫下去,自然会有成效。(1)通过查阅历史报刊掌握张闻天发表的诗文、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作品(从《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少年中国》到《南鸿》,《河海校刊》),还有他的著作和翻译,大体了解了他早年活动的情况。在两方面有很大收获: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张闻天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2)访问了早年(到1925年入党时为止)张闻天的同学、朋友,访问了张闻天的亲属。得到了张闻天的简要的自传和一些照片。(3)写了一些评介文章(如:《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早年活动》、《一代青年的生活旅程———读张闻天早年的长篇小说〈旅途〉》以及《张闻天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编辑了《张闻天早期文学活动资料》、《张闻天早年文学著译编目》等资料,以及《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两本文集,分别由茅盾和成仿吾作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注意。这样,恢复了张闻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确立了张闻天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是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的杰出代表之一的历史地位。现在河海大学校园里树立了张闻天的铜像。这些材料的发现、搜集和研究,为其奠定了基础。

有些情节和细节,不少具体的活动,也是从报刊上得来的。如:张闻天报考、被河海专门工程学校录取的情况;张闻天到南京上学的时候适逢火车提速,从上海到南京7个小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同毛泽东几乎同时;张闻天在河海专门工程学校时是校足球队主力,踢右中卫,还是校运动会100码冠军和400码亚军;赴美留学时坐什么船,航行时遇大风浪情景;等等。也可以从其他资料上来,如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那天(年初一)的天气,就是从鲁迅日记得来的;长征中的时间、地点、环境、气候等等,是从几个人的长征日记和当时的电报、文献上来的。

[研究传主的著作和各种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张闻天、胡乔木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来说特别重要。背景、内容、作用、影响、地位,都要搞清楚、透彻。此外,还有日记、手记,手稿,信札,电报,笔记,照片,等等。特别是重要的理论和战略策略问题,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要深入研究清楚。如: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写《胡乔木传》必须研究清楚。

[查阅档案]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我在完成《张闻天传》以后写过一篇文章《档案是人物传记写作的基石》。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没有档案解决不了问题;没有研究基础发现不了档案中有用的、宝贵的材料;不进行深入研究,进行考证、考释,也搞不清楚档案的内涵,无法全面认识档案材料的价值。查阅档案贯穿在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全过程。

还要说明的是:(1)档案材料不一定都在档案馆,传主及其亲属、朋友处多有保存,要征集,要利用。(2)档案也不完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地方、部门的档案馆也有不少收藏。

在材料搜集上,我的体会是既要有目的地系统、专门搜集,又要广泛地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还要心存问题,随时留意,事事与你的人物研究联系起来。

第二,采访。

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取得口述史料。文字记载是有限的,不少了解人物不可少的方面,档案、报刊、著作中很少记载。如:人物的许多活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策划,生活细节、生活习惯,人物的性格、情感世界,还有对人物的理解、评价,等等。读已有的别人对传主的回忆录,请知情人写回忆录(张闻天、胡乔木都编了回忆文集出版);阅读传主的自述或回忆录(写《张闻天传》前,把张闻天不同时期填的表格,写的自传,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交代材料,揭发、证明材料,编了一本《张闻天自述》。很有用处)。

第三,实地考察。传主的家乡,上过的学校,活动过的地方,尽可能跑到。无法到实地的,通过照片、文字描写、对亲历者的访谈了解。例如:胡乔木南长街住处(对毛去看他前后的情节才能有了解)。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河东路177号)、彭德怀住处(河东路176号)及他们交往的叙述和描写。美国柏克莱分校及张闻天在该校勤工俭学生活一般描叙。

关于研究。通过研究,搞清事实真相,发掘新的材料,解决历史悬案、疑案、冤案。一方面是澄清错误评价(把涂抹的油彩洗掉),一方面是恢复历史功绩(把堆积的尘土擦掉)。总的讲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件工作是正确评价人物、写好传记的关键。对张闻天这样长期蒙冤的人尤其重要。如: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和当选总书记的问题(长期说是推选毛,毛没有同意),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与邓小平“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胡乔木反对思想解放,所以邓小平不要他起草,通过研究予以澄清);胡乔木、邓力群与邓小平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上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当,通过研究予以澄清)。

通过调查、研究,要逐步搞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简明扼要的年表。已有的生平介绍、悼词,是基础,但往往还不够,有缺漏,有失准(如说胡乔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新闻工作发言,经查未见这方面的记录和材料,传记上就不再写这事),通过研究要补充,搞准确。对全局做到心中有数,重点突出。重要问题要通过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或者比较系统地讲述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传主的情况不同,做法因人而异。如对胡乔木,写了几篇文章:一篇是结合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胡乔木与文艺工作者的一批通信(也是为了澄清认为胡乔木与作家、文艺工作者对立的误解),写了《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一篇是配合四卷本《乔木文丛》的出版和《胡乔木集》编辑的需要,写了关于胡乔木的学术评传《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涉及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共党史等学术领域;还有一篇是同纪念毛主席相关的,评述胡乔木与毛泽东关系的文章:《从学徒、助手到党内第一支笔———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顺着胡与毛的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毛逝世后作历史决议,这40多年胡的经历、贡献从同毛的关系这一角度讲了一遍。以后又写了胡乔木与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1977—1982:胡乔木与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来胡乔木的经历、贡献,从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一角度讲了一遍。这样,通过文学、学术、政治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胡乔木的一生走了三遍,基本上把握了胡乔木的生平、事业、思想、性格;同时,对胡乔木的著作、书信和主要活动也大致研究了一遍,在胡乔木生前编定的三卷文集之外,又编了8本书:谈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诗词集,书信集,还有一本精选的《胡乔木集》,和一本增订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补了24篇文稿)。此外,还先后编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胡乔木》和增订再版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并从回忆文章里辑录了一份胡乔木生平活动的资料。做了这些工作,写他的传记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当然真正要写传,这些还不够,还要编写出年谱,首先是逐段的(可以与传记相应的章节对应),然后是贯穿一生的。

一般说来,从实际需要着眼,要写两类文章,来记录研究成果,传播研究成果。一类是拨乱反正,辨析为主的,主要是论文,以论证为主以至进行驳论。一类是恢复历史原貌,重在叙述,夹叙夹议,史事记叙的文章。要写文章,把研究的结果形诸笔墨,光在脑子里转不够。从脑子里转到写成文章,是一个提高,一个飞跃。

从搜集材料到进行初步的进而至于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些成品。以张闻天研究为例,大致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出版物展现研究成果。

一是张闻天的著作形成一些目录,分类的,总的;著作,翻译,编辑;有些书的各种版本目录(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编辑出版一卷本的《张闻天选集》。这是第一重要的工作。确定的编选标准是:文章、讲话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说有独创性、创新性,带有纠正原来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作出新的分析等等,跟在别人后面说,说得再好也不入选)、并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不收,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政治读物,不是学术研究资料)。执笔为党中央或以组织名义写的、发表的东西,符合上述要求可以收入个人的选集。最初确定以遵义会议决议为开卷篇,后来因发现了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化名歌特)和批判托陈取消派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后,这点有了突破。这个选集的编辑,基本上是按列宁关于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的要求来做的。这部选集,经过邓力群为组长的编辑组七八年的工作才告完成。

在这前后,还出版了各种专题文集(如《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张闻天译文集》,《张闻天早期文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张闻天东北文选》,《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等)和四卷本的《张闻天文集》。

二是对张闻天的回忆,从最初报刊上的回忆文章,到结集出版《悼念张闻天》、《怀念张闻天》、《回忆张闻天》、《纪念校友张闻天》,刘英的《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岁月》,等等。

三是研究张闻天的论文、文章和专著先后编了四本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培森出版了论文集《张闻天与二十世纪中国》。本人先后出版了《张闻天论稿》(1990年)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删的《张闻天论》(2000年)、《说不尽的张闻天》(2008年)。专著如《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程中原)、《张闻天思想研究———东北工作时期》(施松寒)、《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马文奇等)。

四是以张闻天主要活动地点为题目,将回忆、研究、文献等合在一起的专集,如:《纪念校友张闻天》、《张闻天在无锡》、《张闻天在合江》、《张闻天在辽东》、《张闻天在肇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关于编写年谱。按说应该是先编写年谱,在此基础上再写传记。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年谱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不一定按这个程序。如张闻天的年谱是分工分段写的,进度不一,详略不一,不少段落是先写传记,传记有的段落依托的是相对比较简的年谱草稿,东北、外交年谱稿相对比较详尽。整个年谱是在传记出版以后若干年才完成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胡乔木传》,情况也是这样。规范的、也是多快好省的做法,应是先搞年谱长编,再写传记并整理出年谱(相对长编来说不附资料、考证)。

写传。写一部大传,确实是一个大工程。就我来说,因为不是单打一的就写传,还有许多别的工作,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进行得比较慢。《张闻天传》从准备到完成出版,大约十二三年。1980年至1988年是准备阶段,1988年初秋正式动笔写传,到1992年暮春完稿,将近4年时间。

写这样一部传记也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好的,即使是个人执笔,也是因为有整个小组集体研究的支持,还仰仗领导的指导和十分具体的帮助———审读,提意见,修改,定稿。同时,还应该看到,“人物传记不单是传记作者个人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同时也是对这一人物的总体水平和它所涉及的相关领域总体学术水平的反映。所以,人物传记质量的提高,固然需要作者不间断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仰仗于学术界以至全社会对传主生平、事业、思想及其历史背景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史料的发掘与披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我在《张闻天传?修订再版后记》中这一段话是深有体会写下的。《张闻天传》1993年出版后7年,2000年修订再版,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

怎么写?关于写作方法的一些问题

关于传记写作的方法问题,可说的话很多,我只能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谈。

我想,首先要确定目标,要达到什么要求?什么水准?当然要高标准、严要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提的要求,主要是两条:一是信史,是史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信史。另一条是文质彬彬。也就是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既言之有物,又生动感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思想活跃、感情丰富的活生生的人。

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体会,在写的时候要解决好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写信史,写真实的历史。

写信实的历史,这是根本之点,是传记的生命线。达到这个要求的关键,是真实,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假的历史。这就要求说真话,不说假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史料翔实,评价公允,这是达到信史的要求的最重要的元素。而关键是作者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无所畏惧,发扬直书、实录的传统。这里有两个重要关卡,一个是不溢美、不拔高,一个是不掩过、不推诿。做到这两点很不容易。举几个例子。

例一,张闻天到美国后,给他的朋友郁达夫、汪馥泉写信,诉说自己经历的精神“危机”,很消极、颓唐。写不写?这个问题牵涉到对传主缺点、弱点、错误怎么写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写,并作必要的说明和批评:

在1922年11月11日给郁达夫的信中,张闻天倾诉了他在美国的“无味”和“孤独”。他一走出图书馆的门“就颤抖”,觉得“又走到人生的末路了”。说那些“那些曾经装点过春天的”、到了冬天落在地上的黄叶是“我们的象征”。他希望达夫第二年春间到那里,做他“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同伴”。在1923年1月6日给汪馥泉的信中,同样抒发了内心的烦闷、焦灼和矛盾。他写道:“我现在的生活是无‘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活。”“像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是狂人,是不为大众了解的。我要去了,到黑暗无声的地方去,或者到鲜红的海浪中去。”(意思是自杀或者流血牺牲)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渴望“高尚的生命”的“热情者底心理”,但这种心理终究带着无病呻吟的痕迹,表现了未经磨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与彷徨。《(张闻天传》第42页)

例二,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的任职:是否是总书记?有不同意见,怎么写?

《张闻天传》第一版第206页是这样写的:“就在这一天,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修订版第140页作了重要修改:“这一天晚间常委会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这句话下面加了一条1000多字的长注,举出七条材料做根据,分别是张闻天自己、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讲的。其中六人明确说叫总书记,一人不肯定,说“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说“被推选为总书记”,这是权威的论定。

例三,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时的职务,是中央队秘书长还是中央秘书长?

《张闻天传》第135页:“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加了一条注: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该文有一节“调任中央队秘书长”,叙述她在遵义会议后大约1935年4月间接替邓小平担任此职的经过甚为详尽。长征途中担任此职的顺次为:邓颖超、邓小平、刘英、肖向荣、吴亮平。

例四,毛泽东给张闻天五个字评语,怎么写?

《张闻天传》第一版考虑到都写出来有损毛泽东的形象,故只说“还给张闻天下了五个字的评语”,哪五个字?没有明说,通过作者表示不平的议论,讲同张闻天的实际是怎样不符合,来暗示是哪几个字。这段话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过去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很委屈。从中央苏区后期,到长征路上,直至抗战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线,同博古、李德,同张国焘,同王明,进行了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何怯之有!他拥戴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自己甘当“配角”,使毛的正确方针、主张畅通无阻,还一次又一次主动让权,真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跟着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起,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几个字的评语,从何说起呢?

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对张闻天从中央苏区后期到抗战初期革命历程的一个总结,一曲赞歌。

修订再版时情况不同了,就把这五个字:狭、高、空、怯、私,写了出来。(见《张闻天传》第300页)

要做到写真的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很不容易。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1.避免误读和曲解。例如:1973年12月15日,毛主席为邓小平复出参加军委、进政治局,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毛主席对着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这段话,有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理解,是毛说邓的缺点或不足,是对邓的批评,或者说是劝勉。可是有些论者说是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优点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显然是一种曲解。

2.发现差错、误传,要正视,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写作过程和署名问题。过去都说是胡乔木为刘少奇写的纪念会上的讲话稿,毛主席决定署名胡乔木发表,刘少奇就自己重写一篇讲话稿。首先是刘少奇编研组查阅档案,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讲了。我们也到档案馆查阅了档案。原来胡乔木这篇名文是为纪念建党三十年写的党史资料,起草过程中刘少奇进行指导,作了不少修改(大大小小的修改有200多处)。陈伯达不同意用马列学院的名义发表。刘少奇建议用马列学院或胡乔木个人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在文稿的封面上和内文的标题下写上了胡乔木的名字。

3.认识是随着研究逐步深入的。有了新的认识,要设法弥补。例如: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记录稿中有一句话:“不是要把富的向穷的拉平,而是要把穷的向富的提高。”整理稿中未放进去。在传记里面写了上去:

他指出,不是要把富的向穷的拉平,而是要把穷的向富的提高。“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这种错误做法应该纠正。《(张闻天传》第418页)

再如:《生产关系两重性问题》一文,没有收入《张闻天选集》。当时对文中有些提法没有把握。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孙尚清、鲁从明,认为这篇理论文章水平很高,就收到《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去了。

第二个问题,爬好“文山”,过好“会海”。

对第一把手、会议主持人,对思想家理论家的传记,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解决好。前提是掌握会议、文献的背景、精神实质、来龙去脉,得其要领,才能写得精粹。具体写作中,会议要注意写出前后的联系,关于主要问题的争论、交锋,突出传主的观点与作用。如: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庐山会议发言。文件要明确针对性,文件所起的作用,说的新话,首创的、创新的东西是什么,经过历史检验的评价。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小,但不都是成功的。相对说来,会议比文件要好写些。夏征农指出,《张闻天传》主要的缺点是文件的内容介绍看起来沉闷。《胡乔木传》也碰到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史论结合”的问题。具体些说,就是怎样做到人从事出,论从史出,寓论于史。第四个问题,关于夹叙夹议。叙述应是人物传记采用的主要表达方法,但议论和抒情也是不可缺少的。夹叙夹议实际上是“史论结合”在表述上的要求。以叙为主适当议论,在叙述的基础上议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议论与抒情的语言要适称、和谐,恰到好处。

下面举一些例子,作一点分析,来说明第三、四两个问题。

人从事出,论从史出

例一:在对《遵义会议决议》内容作了具体分析之后,又作了总的概括评论,然后肯定张闻天的历史贡献。对决议和张闻天结论性的话是这样写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文件。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和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提纲”的执笔者和“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和扎西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张闻天传》第143页)

从《遵义会议决议》联系张闻天的思想发展历程,简评转变的必然性,说明担任总书记是历史的选择。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遵义会议决议》也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标志,是他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至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及表述这些思想的用语。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转变”的必然。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在党内矛盾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的结果。张闻天的转变完全出于自主、自觉,没有一点被动、勉强。这也说明,政治局多数同志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任党中央总书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张闻天传》第144页)

写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自觉检讨之后,有一段对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前后直到此时的功劳和他对错误不断检讨的概述,然后有两句评论,一句赞扬,一句讲好的影响:“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令人敬佩。他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样子。”《(张闻天传》第301页)

叙述“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接受外调后有几句评论:“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为许多同志洗刷掉泼到他们身上的污水,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论以旧道德还是以新道德来衡量,都是令人敬佩的。”(《张闻天传》第466页)

“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六十一人案讲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叙事之后有几句评论:“‘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张闻天传》第469页)

寓论于史

1936年10月悼念鲁迅的活动,叙述后有一句话是叙也是评:“而代表党中央进行指导的是张闻天。”《(张闻天传》第195页)

从任弼时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引用的阎锡山论几支军队的话,看张闻天《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文章(1937年11月15日)的作用:

张闻天这篇文章提出的战略任务,同毛泽东太原失守后华北八路军任务和军事部署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敌后农村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有9个旅50个团)。真是“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收复失邑,成绩昭然”。山西全省山区、乡村成为广大的敌后战场。阎锡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张闻天传》第253—254页)

关于在驻苏大使任上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张闻天传》从372页起讲张闻天关心国内经济,讲了对工业化问题的建议(迎头赶上,较快速度;稳步前进;立即开始;自力更生与取得外援结合),对钢铁工业布局的意见(东北,西北,西南与中原);对航空工业建设的两份电报,然后讲张闻天“是在苏联落实156项工程的总负责人”,在叙述之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项目的确立都在张闻天大使任上。”贡献不言自明。

特别要致力于写出个人特色———独特贡献,独特特点。写出这一个。前者要重点写人物的科学预见,过人之处以至料事如神之处,以张闻天来说,他第一个提出的重要意见要突出写,如:和毛泽东一起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闻天传第265页)。指出张国焘坚持错误“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7年11月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张闻天传》第260—261页)。分析五种经济成分(1948年9月)(《张闻天传》第342—346页)。后者要写别人所无、唯他所有之处。如:搞外交,张闻天是理论家搞外交这就有他的特点:抓主要矛盾,提出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使馆要设立研究室;分析世界格局,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和平共处是主要趋势,但曲折和波浪式的起伏经常会有,局部战争和事端不断;民族主义国家还有生命力,不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朝鲜战场五次战役正激烈进行时,张闻天分析各方情况,认为通过谈判达到停战会被各方接受;五次战役结束后,他进一步分析情况,看到美国目前有在三八线求得停战的趋向,写研究报告建议中央领导作好和谈准备。(《张闻天传》第365—369页)

夹叙夹议 也举一些例子。把背景、场面、人物等写得浑然一体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举个例子邓小平复出。

1973年4月12日晚七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于12日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历史转折的前奏》第22页)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说明怎样就情节的叙述来生发议论。

例一,张闻天赴美留学。

远行之前,他回到家乡,与父母、乡亲告别。他在家中后院栽下一株芭蕉留作纪念,还在他从小读书的养正小学校园的一棵树上刻了一个记认。村上最年长的吃素老太,用包头巾裹了一块故乡热土,颤颤巍巍地捧到张闻天跟前。张闻天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接过,揣在怀里。近两个月来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顿时觉得稳定了下来。是的,他现在就要到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去了,可他的根是在这里,他的一切属于养育他的这一片中华大地。他漂洋过海,远走异国他乡,不说是为了将来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繁荣富强的乐土吗?(《张闻天传》第39页倒4行至40页第4行)

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感,叙述角度又像作者,又像传主,是为传主设想的可能的感受,但又没有强加于他。

例二,上庐山。

6月30日,张闻天启程赴庐山,与北京上山开会的人同乘一火车专列前往武汉。又是一次巧合,他同彭德怀、贺龙、康生在一节车厢。车上随便交谈,又自然地谈论起“大跃进”以来的情况。彭德怀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张闻天也忧虑“大跃进”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

就是这样,张闻天和彭德怀都清醒地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抓住了“左”倾错误的要害。一个怀着“不要我讲,我愈是要讲”的忠贞,一个想着家乡父老“要为人民鼓咙胡”的嘱托,一起登上了庐山。《(张闻天传》第407页倒2行至408页第6行)

从互相交谈,写到思想情绪,写到性格,为下文作了一定的铺垫。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是即事议论。下面的例子是即言议论。

例三,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中评论、支持彭德怀的发言。

叙述这方面的内容之前加简要说明,叙述后又加评论、赞颂:

张闻天发言的内容其实就是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对彭信的全面支持。然而张闻天没有到此为止。他特意正面发表评论,肯定彭德怀的“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对于彭德怀信中为人所诟病的七个问题,张闻天以同志式的讨论方式说明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些人认为,彭德怀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不恰当”。张闻天说: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关系确实紧张。有些人对彭德怀信中关于浮夸风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看法。张闻天提醒大家注意,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的。还说,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完全解决。到会的许多同志都觉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说得“过火”了。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如此等等。张闻天这一番话,有澄清,有辩护,有赞同,有发挥,也有不少是对彭信有欠周到之处的补苴罅漏。他以理服人,举重若轻,将对彭德怀信的一切误会、曲解、非议、责难,像拂拭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在这充满风险的紧张时刻,张闻天仍然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见解,是多么难能可贵!《(张闻天传》第419页第一、二段)

例四,张闻天下庐山后对刘英的回答和与何方的对谈,充分表现个人特点,很有个性。我只是忠实记录了他们的回忆。下面关于讲真话的议论是我的发挥,这里的关键是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遭遇和传记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及其遭遇,其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要把握得比较准确或者说恰如其分。《张闻天传》第428页记张闻天同何方交谈: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讲了一番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唐代散文家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接着,从张闻天的话发了一番议论《(张闻天传》第428—429页):

这“讲真话”三字,确是张闻天的可敬可佩处,也是他的可悲可叹处。套用一句韩愈的话,张闻天“之鸣信善矣”,然而“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悉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历史已经铸定,张闻天的鸣给他带来的是“不幸”。不过,张闻天和屈原以来的旧时代的人物不同,他并不“自鸣其不幸”,他还是坚韧不拔地鸣社会主义中国的兴盛!而党和人民,终将“和其声”的。

也可以以论引事(以论引叙)。

例五,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长达8年,他自我解嘲说是被冷藏了起来。“在软禁中”一节写他的读书、研究情况。先发议论:胡乔木虽被“冷藏”却未休眠。他书生本色不减。读书,研究,依然抓得很紧。不肯让宝贵的光阴白白流逝。然后具体叙述他读《资本论》、《圣经》、《宋词选》和研究汉字的情况。例六,张闻天下庐山后继续挨斗以致病重住院。

这个情节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以一种带有抱怨的议论开头,带出情节的叙述。这样以论引叙,比较感人:

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情态方面的七种表现,中医称为“七情”。几个月来,除了头一个“喜”字同张闻天无缘,其余六个字,他都占全了。张闻天已值花甲之年,再是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也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各种疾病先后袭来。先是高血压病犯了。血压猛增,引起晕眩、心悸。他不能休息,仍然撑持着去接受批判。到9月中旬,在庐山上已经开始发作的前列腺肥大症又突然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他的生命。他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被送进了医院。《(张闻天传》第429页第4段)

更多的是即景议论,从景物、从情景、场面来议论、抒情,力求达到情景交融。

例七,“监护”中的放风一段:

……唯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立定。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看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和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的机会捡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苦笑。《(张闻天传》第470页)

还有一种议论的方式是引用或借用。恰当地用别人对传主的评论,这比作者直接出面讲,更恰切、更可信。

例八,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几次讲话中肯定和赞扬张闻天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传》第318—319页)

人物传记的生命是真实,要写出信史。历史不同于文学。文学的真实,允许甚至离不开虚构。历史的真实,不能推测,不能虚构;可以选择,不能编造。人物传记要丰满、要有感情。邓力群审读了《张闻天传》的稿子,除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外,说了两句肯定的话,一句是:写得很饱满,不干巴;一句是:你真会调动人的感情啊。后一句话有他的感情因素在里面。一般的读者读了怕不见得会如此。有他这两句评语,我感到很高兴。

参考资料：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7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黎澍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黑体是原有的。

[2]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第1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6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30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