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等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向国民党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权力的要求。对此,学术界一直都集中于研究“联合政府”主张。而在实际上,共产党对组建独立政府也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这两种政权诉求有着不同的特点、影响和利弊,但都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共产党经过一番取舍,最终对这两种政权诉求进行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联合政府;独立政府;新民主主义政权
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活动都围绕着国家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抗战后期表现出强烈的政权诉求。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其主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着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实力对比有了明显变化,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和国内的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提出了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这不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变化,而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和国共两党的一段特殊历史。对此,学术界一直以来都集中于研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而在实际上,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只有联合政府这一个政权诉求,还对组建独立政府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而且联合政府主张本身,也是在与组建独立政府主张的比较中确立、发展并完善的。这两种政权诉求最终进行了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中共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
一 新政权诉求的提出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1]这就取消了国内的政权对立,承认了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随即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直到1942年7月,中共中央还公开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重申取消苏维埃政府等保证,并解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和实行“三三制”等都是“根据这些诺言的精神与原则而实施的”。[2]在同月进行的国共谈判中,共产党代表则更为直接地表示:“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3]
抗日战争进入了1944年,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获得了不断的发展,而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充满了诸多的矛盾和危机,尤其是1944年4月日军发动进攻的豫湘桂战役,使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更为明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4]
正是由于日益明显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权诉求。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分析了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认为:“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5]可见,在豫湘桂战役初期,毛泽东就开始判断形势的发展会使中国政治局面和国共力量对比产生“大的变化”。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一封电报中直接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几乎完全溃败,国民党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看到是落在我党身上。”[6]这里就对“大的变化”做出了很好的说明:国民党无能挽救全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要取代国民党的地位,承担“全部负责”。这正是中共在抗战后期的政权诉求出现变化的根本原因。
6月5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城市工作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是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来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争取做铁托(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取得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刘少奇认为:“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政治口号,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不管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夺取大城市”。周恩来指出:“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张闻天则强调:“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最后,毛泽东总结:“从现在起,在思想上、物质上都要积蓄力量,有所准备”,“我们要处处有理,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用人民的口号,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7]这些发言,尤其是关于“君”与“臣”的认识、合法与非法的转换和“老大哥”的定位,都是要彻底颠倒国共两党在国家政权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从根本上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实现自己在全国的合法政权,即“争取做铁托”。当然,这种政权诉求要在“夺取城市”、“解放中国”之后才能实现,是立足长远的战略设想,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很谨慎的,7月19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明确指出:“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8]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总结这次会议时提出的“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则是建立在“处处有理”的基础上,是现在可以准备实施的一种决策。
8月17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现有公开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联合政府”。从名称上看,“各党派联合政府”应是继承了“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都是着眼于党派联合,有着相当的一致性。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和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10]在此,“联合政府”和“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说明它们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决策的议题;尤其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在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也是第一次出现。毛泽东在会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11]“张、王”,即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王世杰。可见,通过这次会议,“联合政府”被正式确定为党的主张,并决定向国民党提出。而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12],周恩来认为:“明年我们可组织。”[13]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诉求,由原来的两种初步的考虑,即成立自己在全国的合法政权和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发展成为两种具体的主张,即成立联合政府和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不好对这两种主张的提出做细致地探讨,但可以判定的是:“成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分享中央政府权力的政治要求,“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酝酿组织独立政府的政治步骤。这两种主张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在全国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派联合领导;后者是指在解放区正式由中共自己公开独立领导,两者在中共领导的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另外,中共对这两种主张的实行时间是不一样的,联合政府主张可以马上向国民党提出;而对组建独立政府似不急,“明年我们可组织”。但是,这两种主张也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直接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对国民党的全国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是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持的关系。
二 政权诉求的取舍
这两种政权诉求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结合具体的国内外条件努力予以实现。
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4]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围绕联合政府主张,积极地和国民党展开谈判,不断探索实现的办法。10月10日,周恩来提出:先由各方按比例推选代表,召开国事会议,通过施政纲领,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然后改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重新筹备国民大会。[15]这就将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步骤具体化。11月21日,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民主纲领(即联合政府纲领)请你起草,并和小党派非正式商量后电告我。”[16]
在努力争取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组建独立政府也有所行动。在联合政府主张公开提出的一个星期后,即1944年9月2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刘少奇还提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17]中共对组建独立政府,由原来的“明年我们可组织”转变到“可以先成立”,甚至酝酿组织脱离国民政府名义的独立军队。可见,中共开始考虑在实现联合政府主张之前,可以先组建独立政府。11月9日,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将来我们自己组织解放区的政府。”[18]
对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权诉求,国民党予以拒绝,坚持一党专政。11月7日,充当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赫尔利向中共提出一份“五点协议”,强调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11月10日,赫尔利与中共达成“新五点协议”,主要内容是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和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21日,国民党对“新五点协议”提出修正案,即“三点协议”,核心是变联合政府为参加政府,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受挫,明显加快了中共组建独立政府的行动。“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1月至12月间,六届七中全会及其主席团多次举行会议,准备组织解放区联合会”。[19]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20]刘少奇赞成第一种步骤,认为:“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21]会议的最终决定目前尚无直接的资料,但两日后,即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22]可见,联合政府主张的受挫和预见在蒋介石现行政策下参加联合政府“没有好处”,使中共明显更倾向于先组建独立性质的政府,并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即“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也就首次明确了组建独立政府的程序和时间。
颇有意思的是,为打破国共谈判僵局,“从双方协定中找出共同点,为成立联合政府作准备步骤”[23],周恩来于11月29、30日起草了一份复案,以国民党“三点协议”的形式放入联合政府的内容,“但不直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周恩来还建议:同时向国民党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国民政府如一时不能改组,中共将根据战争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并提出在中国战场设立联军统帅部。“当时,恩来同志的考虑是以要求建立解放区委员会来逼蒋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设法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24]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意见。陈毅连夜对此问题写了一封长信,12月1日送交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明朝末年多尔衮替吊死煤山的崇祯发丧,并声明“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这非常对。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关于赫尔利的斡旋,并无诚意要改革政治,只是企图利用我党的军事力量,挽救西南大局,而不是抗战全局。今天抗战全局逐渐转到敌后和我,正在蒸蒸日上,并不依赖那个协定有所裨益。“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25]毛泽东看后复信:“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26];并急电周恩来:“过早交复案不利,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可后再议复案。”[27]可见,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政府长时间溃败的背景下,在“挽救西南大局”和“抗战全局”的权衡中,中共领导人不再急于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也不急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而利用国民党的大溃败争取自身在敌后的大发展,以拖待变。
12月7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28]这就由决定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转到开始筹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就是由决定转到行动,对组建独立政府开始较为谨慎地初步落实。12月8日,“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映,毛主席会见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时还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29]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坦言: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要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即成立解放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最后强调:“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是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退出的条件去参加了。”[30]毛泽东提到国民党可能失去昆明、贵阳等城市,是估计豫湘桂战役会继续,国民党会遭到彻底的失败。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中共正在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一“独立政府”,同时还坚持联合政府主张;但是,等国民党彻底失败后,中共不会按照原来的条件参加联合政府。言下之意,那时要“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包瑞德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会使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得到证实;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31]包瑞德的意见都是从反面提出的,要中共考虑蒋介石的反攻、美国的反对和国民党军事获胜的可能,从而慎重决定是否组建独立政府。
包瑞德的意见得到了中共的高度重视。会谈的第二天,即12月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再次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会议决定准备委员会名额为30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书》、通电及党内指示3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但“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因此“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32]可见,中共虽然还在继续筹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更为小心谨慎,还要“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1日,王若飞致电延安,转告“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第二天,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33]刘少奇也认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何时搞,主要是时机问题。现在条件部分成熟,还未十分成熟。与美国交涉来往还要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必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34]周恩来也表示:“同意晚点筹备,因联合政府的口号更为响亮,并说,迟搞无害,如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35]这次会议就明确了成立联合政府是现在全国总的任务,即将召开的七大也要取这种态度,而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公开提出:“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36]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中认为:“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时机尚须考虑”,“我党须利用今后两年增强抗日力量”,“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37]很明显,中共虽然把争取联合政府作为全国的总任务,但仍估计豫湘桂战役会继续,国民党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因而准备积极发展自身力量,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时再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时机也就应成熟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行联合政府主张和组建独立政府有着不同的特点:前者的实行,要各党派共同运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共谈判的成功;后者的实行,主要由中共单独运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共自身的实力。特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种政权诉求的影响不同:联合政府主张取得了巨大的反响,为人所共知;而对中共准备组建独立政府,则所知者甚少。中国共产党对这两种政权诉求都付出了努力和行动,从而使联合政府主张成为国共谈判的主题,甚至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而实行这两种政权诉求,各有利弊,简单地说就是:实行联合政府主张大受国内外欢迎,却受阻于国民党,迟迟不见成效;组建独立政府简便易行,但顾忌于国内外反对,不便急于实行。经过认真地比较和权衡,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实行联合政府是全国总的任务,而暂缓组建独立政府的步骤;但是,只要条件成熟,组建独立政府会再次被提出。
三 政权诉求的融合
1944年12月,持续近8个月的豫湘桂战役结束,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丢弃了大片国土,而正面战场重新稳定下来,中共原来估计国民党会彻底失败的情况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格局。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把中国划分为: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38]这就是说,中共拥有中国近1/4的人口,具有与国民党、日军三足鼎立的实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共逐渐把实行联合政府和组建独立政府融合起来。
1945年1月,国共两党再次围绕成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毛泽东对此指出:要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以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39]但是,这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谈判仍遭到了失败。2月13日,蒋介石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40]3月1日,蒋介石明确提出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对这次谈判的结果具体如何布置应对,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目前尚不得知。2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认为:“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如“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41]这里显现了一点端倪:中共认为组成解放区的统一机构,是逼蒋让步的条件之一,可能对此再次有所行动。3月9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到达延安。两天后,他就向美国政府报告:共产党人把蒋介石3月1日的讲话视为是实质上的宣战,他们可能着手建立他们“解放区”的联合委员会,这个组织至少是一个半政府性的组织,并且将宣称至少代表1亿人民。[42]这就间接说明了,中共的确有再次组织解放区统一机构的打算。
3月15日,中共终于发出内部指示,说明准备成立解放区的统一机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份指示提出:“中央拟于七次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辅助者,而在人民中将起着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43]
这份指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做如下分析:
第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出。从名称上来看,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直接针对“国民大会”的,直接表明中共拥有了和“国民大会”相对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不能代表解放区人民。从召开时间上来看,“假如国民党坚持召开它的国民大会,解放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同时举行”。[44]针锋相对之意不言而喻。而且,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还是中共在探索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毛泽东曾在1940年第一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想,认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45]这一设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还专门解释了当时不能直接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46]可见,组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实践毛泽东这一设想的初步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二,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准备在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上成立,这说明后者是前者的必经程序和产生机构。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对此也有直接说明:“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47]原来并没有考虑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而是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现在提出在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这样的程序变动,可以减少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政府行为,并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代表广泛的民意。
第三,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关系。从性质上来看,两者有前后相承的关系,都是解放区的统一机构,具有独立政权性质;但值得注意的是,后者还多了一种性质,即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可见,后者已不是原来单纯的独立主张。从名称上来看,后者比前者减少了解放区的地方性色彩,而突出了“解放”这一含义。毛泽东对此曾在七大期间解释:“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48]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解放”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反动派也就无从反对。
第四,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与联合政府的关系。从性质上来看,前者既是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又有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而后者“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49]虽然有所差异,但两者都有政权和统一战线的性质。从作用上来看,前者是促进后者实现的主要动力,是支持和辅助后者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前者既是一种政治手段,又是一种政治实体,主要就是对后者的促进和配合。
可见,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和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相比,性质和作用都有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联合政府主张的一部分。这就反映出中共对实行联合政府主张和组建独立政府取利去弊,在新的形势下对这两种政权诉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主要是将组建独立政府融入实行联合政府主张。这样,作为解放区政权机关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成为联合政府主张的一部分,既能减少国内外的反对而便于立即组织,又能取得实质成效而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斗争艺术。
这种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产生了新的内容和前景。3月31日,毛泽东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人以上、人口1亿5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50]这就发展了原来的联合政府主张,指出了联合政府有“以我们为中心”的可能,并且“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中共就要建设这样的国家。
4月1日,毛泽东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决定也向美国人做了通报,这次通报的对象是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毛泽东坦言:共产党人提议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其代表由各个解放区的人民参议会派出,“一切愿意参加的团体都可以参加”,甚至可以保留国民党的席位;“联合委员会将具有一种彻底的统一战线性质”。谢伟思最后问,假如国民党同意某种联合政府,是否联合委员会的提议会作罢呢。毛泽东回答,“有种种联合政府”,如果存在一种理想的联合政府,可以认为,联合委员会会没有必要了,因为联合政府会保护解放区,并尽力帮助中国人民赢得解放。[51]在这里,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谢伟思的问题,但言下之意是很明确的:有种种联合政府,国民党同意的某种联合政府,不一定是“理想的联合政府”,而中共追求的恰是“理想的联合政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才会没有必要。这种“理想的联合政府”,显然就是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第三种可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暗藏的玄机,认为:共产党“正在向着‘联合委员会’干下去”,“它不是一个解放区政府的联盟,而宁可解释为一个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联合委员会,所含有的威胁是清楚的”。[52]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议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并提出实施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53]这里的第二个步骤是超出原来联合政府主张内容的,这样的联合政府是什么性质呢?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54]也就是说,这样的联合政府具有新的内容和前景,将变成“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政府,即“以我们为中心”的第三种可能的联合政府,也正是中共所追求的“理想的联合政府”。至此,联合政府主张明确将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确定为指导性内容,从而出现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对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也多次提及,并有更深入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55]在此,“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成了一个名称待定的机构,有可能仍称“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也可能再拟定其他名称,不进行公开宣传。这个机构带有政权机关的性质,但是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而且会议召集后还是要电请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可见,组建独立性质的政府是为实行新的联合政府服务,不仅只是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而且名称还可以拟定。
此后,中共开始紧张有序地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5月19日,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决定:“对于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准备六月布置,七月选举代表,八月各解放区代表来延安。”[56]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对会议的时间、代表的名额分配、推选的条件等做出具体规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即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57]这就把组建独立政府又拟定为“解放区联合会”,并把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解放区联合会的发展可能性都和联合政府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融入了联合政府主张,同时也肯定了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对联合政府主张的指导意义,“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周恩来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报告。会议对全国发表通电,提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呼吁全解放区的人民与全中国的人民“迅速地慎重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以便使这个伟大的会议得以如期召集”。[58]中共还向各民主党派发出邀请,8月6日,周恩来致电李济深:11月各解放区将在延安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欢迎派员前来,并望转达梁漱溟。[59]8月12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报,其中还指出:“如果国民党一意孤行,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我们应考虑同时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准备闹到联合国会上去。”[60]
正当中国共产党开始准备将新的联合政府主张付诸实施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结束,使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中共的力量未能得到预期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工作方面。对此,毛泽东指出:“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61]国民党控制了大部分日军占领的区域,从而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中占据明显优势;同时,国内外的和平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实现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准备最大的困难,走曲折的发展道路,在8月底的重庆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即“我方此次没提成立联合政府和党派会议,不反对参加国大,也不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62]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诉求出现重大变化,历史的发展也进入下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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