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初期工作重心转移若干问题论析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而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1]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学界对于这一次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对于工作重心转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缺乏具体分析论述[2]，对此，本文拟对其作一些探讨。

一、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接管城乡，重点接管好城市，恢复发展生产

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对于城市的接管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上升到一个重要的日程，这也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积累了一些很好的做法。

在中共对城乡的接管上，从城乡接管的时机来说，中共总的指导方针是：解放一地，接管一地，边解放，边接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要早作准备，争取主动。要在军队击溃敌人之后，立即派人“全部地控制地区，站稳脚步，成立地方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安定社会秩序，宣传、发动群众，修复交通，筹集粮草，支援大军作战”。接管时机掌握的原则就是不留缝隙，否则“敌人则利用我们暂时困难与弱点，多方劫持群众，粮草筹集不上，道路难以通行，妨碍了部队前进，也给接管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3]

在城乡接管组织上，为了做好大城市接管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提前成立接管委员会，并由相当精干的力量组成。比如在接管天津时，早在1948年12月底，黄克诚就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到达北京附近，与之前已经在此准备的黄敬带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共同研究拟定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4]在地方接管机构上，则应该以省为单位，由政府和军区两个系统组成，“政府系统按照行政区划，自上而下，从省到区，组织各级政权机构；军区系统，主要是以一部分主力实行地方化，组成地方武装”。[5]

在接管城乡的步骤上，鉴于解放战争的后期，已经改变了过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占领城市，再占领农村，所以在接管上也是先接管城市，再接管乡村。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只要把城市接管好，那么乡村的接管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接管就是可以完全忽略。鉴于此，西南局提出了一个方针策略：“重点是接管好城市，但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6]

在接管城乡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依靠力量的问题；一是对于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机构人员处理问题。

在城市斗争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7]由此可看出，在城市的接管上，毛泽东提出更多的是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各方人士。而对于接管乡村，各地都提出了要“依靠旧人员”、“依靠保甲长”。因此，“建立政权的干部只派到区为止，有的次要区甚至暂时不派”。这是因为“在群众未发动、下层无基础”的情况下，不适合立即下命令取消保甲。另外由于形势还处于“大军过境，支前任务重，要粮要物资，非供应不可”。所以也“必须大胆利用保甲，大胆使用当地知识分子”。[8]

在对旧政权遗留机构人员的处理上，最基本的是毛泽东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各地也制定了自己的方针政策。比如华中局，在总结华中和其他解放区经验的基础上，对铁路、公路、水电、电讯、厂矿、金融、商贸、海关、税务等企业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实行了原封不动，原职原薪，维持现状，派军代表的方针，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般都没有停止运转。而对旧行政部门则打破原有机构，对原有公务人员，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精神，实行包下来，分别予以安插，或训练学习的办法。这样，就使得这些人员也安下心来，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对于农村，邓子恢则提出：要大胆地采取暂时利用保甲人员，以便在过渡阶段稳定社会秩序，减少混乱和破坏，并给保甲人员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俟群众发动之后，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再逐步加以改造。[9]西南局则指出：“原来移交我方的人员一概要用，全部留下，原职不动。政权机关则量材录用。”当然，由于保甲是封建势力，所以也要区分好坏，而不是要“把自己耳朵封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可以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合理负担，从中识别好坏分子，组成新的政权去代替保甲”。[10]在华北局，也提出了要区别对待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11]

在城乡接收顺利之后，只是完成了“接”的工作，但是接下来“管”的任务还很繁重，特别是在管理好城市上。

管理好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12]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抓中心工作，要保证民生，满足人民最基本最需要的东西，即认真恢复和发展好生产，从而赢得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信任。

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全面政策。

毛泽东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强调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对于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

二、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则——兼顾好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

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陌生而棘手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而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的过程中，特别要强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兼顾好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这几个方面。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即开始有一部分人有些不重视农村起来，出现了城市与农村配合不好、城乡脱节的现象。对此，西南局进行了揭示，邓小平在他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一文中指出：“几个月来我党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经验。”但是在贯彻工作重心转移战略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没有理解好中央方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从而导致“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或者票子到乡一下去买不到粮、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货膨胀，粮煤不济，人心惶惶不安”。[14]

华中局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49年长江日报7月9日社论指出：自从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公布以后，特别是当此胜利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城市以后，我们干部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极堪注意的问题。一种思想就是以为革命胜利了，从此应该享受一下，因此只愿意进城，不愿意下乡；只愿意做工业工作，不愿意做农民工作。有这种思想的人，口头上也可以赞成回到农民中去，实际上是害怕艰苦的，这种人就是在城市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做好的。另一种情形则是机械地歪曲了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重心的决定，尽管他那里没有工业，或全部没有或其中仅有极其微小的工业，他依然集中了最多的干部在城市里，把领导的重心放在城市里，一任广大农村受尽恶霸土匪特务的残酷剥削，甚至威胁群众向革命进攻。[15]可以看出，对于干部思想的变化，除了以上指出的没有正确理解好中央方针之外，还有一种主观上逃避的因素存在。

而最早意识到干部这种思想变化并提出要预防的则是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16]

实际上，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要准备向城市转移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大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17]

应该说，中共过去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现在要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城乡兼顾上做好，既要把城市工作搞好，又不能忽视农村工作。这是因为中共作为一个即将在全国执政的政党，已经不是当初那种只顾在乡村发展积蓄力量的政党了，它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但是怎样兼顾城乡呢？正如薄一波所说的，这是“一篇复杂的大文章”，[18]必须是两个拳头都要硬，既要抓好农村，又要抓好城市。根据华北的情况，薄一波指出：进城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而在华中、西南、西北，由于情况的不同，各大区的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要暂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创造发展城市的条件和基础。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无论是在华中，还是在西南、西北，农村人口均占全国的大多数，一般都达到90%左右，而城市人口则比例相对较少。

第二，农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目前农村还是封建的农村。在当时来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广大农村在政治上是初步解放了，但实际的政治统治者却仍然是表面上失势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在经济上则几乎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19]所以需要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20]

第三，支援前线需要农村的配合。在过去，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曾经在农村中进行过无数次的无情榨取，这就使得农村更加贫困，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惨不忍睹。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物资的供应和原料的由来，这需要“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21]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展农村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没有革命的乡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封建的乡村绝对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没有乡村，城市是死的，成为一大包袱”，“孤立的城市，经济是无法稳定的”。[22]

实际上，无论是华北局提出的进城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还是华中、西南、西北局提出的“要暂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都是在强调将城乡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二者都应该放在一个重要位置去权衡考量。

正是在上述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大区作了动员，发出了广大干部青年要“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的号召。

三、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目的——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是党由一个局部执政的党向在全国执政的党转变过程中必然的选择和要求。但是，在当时看来，工作重心的转移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

近代中国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根本原因就是发展工业太晚，在现代化建设上长期没有得到进展。落后就意味着挨打。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思考的结果就是，中国必须走一条复兴的工业化道路。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朝统治者开始创办自己的工业，实施工业强国之梦。到北洋军阀及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都是如此。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也是要坚定地把实施工业化这根接力棒承接下去，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一个落后的小农生产国家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坚定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从逻辑发展上说，实施工业化是执政后必然的历史任务。但是在党创建的时期，更多的是面向国内复杂的斗争局面，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向革命，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还没有时间来思考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移的问题。而在自身实力不断壮大、局势逐渐趋向稳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阐述自己的工业化理想。

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1944年5月底，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败帝国主义和使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我们共产党必须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从查阅的历史文献来看，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阐述了他的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理想。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最早提出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说法。毛泽东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指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24]接下来，毛泽东在谈到工业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5]

其后，毛泽东又分别在1947年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分别阐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愿望和设想。

而真正把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作为一种口号或者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则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6]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如何转变进行了思考。

对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前提，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已经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27]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就是实现转变的基础。报告中，毛泽东接着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二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28]在这里，他为大家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这也是一个是否已成为工业国的检验标准。

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在毛泽东看来，是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

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新中国成立后，要实现两个转变：一个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对于这两个转变，毛泽东始终是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工业国是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即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工业非常发达的社会。那么，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怎样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呢？毛泽东认为：“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29]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最初预展来说[30]，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是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阶段。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

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为我们如何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为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1]一般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现在，我党的工作重心曾发生过四次大的转移，它们分别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从城市到农村；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从农村到城市；1957年反右派开始从经济建设到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

[2]学界涉及到这方面的主要期刊文章有鄢松玻：《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两次工作重心转移的意义、历史经验与启示》，《党史文苑》2006年第12期；周锐京：《试论1944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共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1期；王金艳：《论毛泽东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问题上的贡献》，《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王毓钟：《毛泽东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阐述工作重心转移的渐进过程及毛泽东在其中的贡献。

[3][5][9][22]《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84、384、386-387页。

[4][16][20][21]《黄克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15、221、220、220页。

[6][8][10][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28、27页。

[7][12][13][14][17][26][27][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1428、1428、1427、1437、1430、1433页。

[11][18][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0、26-27页。

[15][19]新华社：《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长江日报七月九日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第2版。

[23]参见新华社：《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长江日报七月九日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第2版；《关中新区工作的检讨和当前任务 习仲勋同志在关中新区地书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8月30日第2版。

[24][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1081页。

[29]转引自韩翠萍：《毛泽东关于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思想》，《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0]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化的考虑，实际上，并没有像当初毛泽东预想的要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是从1952年开始，就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