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燃起抗日救亡的烽火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大别山区的中共皖鄂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八军根据党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指示，及时实行战略转变，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改变剿共政策，双方于1937年7月28日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前线。国共两党实现这一区域性军事上的合作，为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此时，一直同中共保持联系的社会进步人士、老同盟会员朱蕴山从北平来到南京。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董必武、叶剑英会见了他，共同商谈团结抗日问题。朱蕴山接受董必武、叶剑英要他回家乡安徽发动地方抗日工作的建议。

    1938年初，南京失陷后，安徽省会由安庆迁到大别山门户六安，桂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安徽省主席。为了实现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张劲夫等一批干部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从武汉来到六安，成立了以彭康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工委。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在安徽江北成立了一些中心县委和县委，形成党的组织系统，加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一时，国共两党地方主要负责人和社会贤达荟萃六安。

    朱蕴山离开南京后，在徐州会见李宗仁，向李建议通过组建总动员委员会这种形式，团结各方面力量，实行全面抗战，得到李宗仁的首肯。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嘱咐应李宗仁之邀到安徽工作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要推动桂系彻底释放政治犯，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

    当时，中共在国统区还处在秘密状态，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主要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来实现。为了推动和促进安徽省动委会的建立，中共派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等通过朱蕴山、章乃器的关系，参加省动委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在中共大力支持下，安徽省动委会于1938年2月23日在六安应运而生，代理省主席张义纯任主任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安徽左派省党部主要成员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常恒芳等爱国进步人士，皆为省动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特地邀请章乃器担任秘书，还延揽富有爱国热情的开明绅士、政界名流作为该组织成员。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中共影响下的、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中共不失时机地选派一大批干部到动委会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合法身份，与副部长周新民等共产党员主管人事工作。在省动委会中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及各部党小组，均直接与张劲夫联系。

    为了开展县以下的抗日动员工作，避免和排除各地行政官员、土豪劣绅对抗日动员工作的敷衍，经中共地下组织提名，由省动委会委派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和工作团长，组建了40多个直属工作团、30多个委托工作团和妇战团、少宣团分赴各地，成立了安徽江北各县及一些区、镇动委会，并在屯溪设立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形成独立的动员系统。各县指导员和各工作团团长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各工作团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部在其中工作，以团为单位建立了中共支部。县、区、镇动委会成员与省动委会一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主任委员由行政长官兼任，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由省动委会派去的指导员担任，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爱国进步人士。因此，进步力量在动委会中占绝对优势，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上层发展到基层，由皖西发展到全省广大地区。

    由于当时中共安徽地方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各级组织即通过动委会这个特殊形式，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全力进行组织、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动员。

    在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的领导和协助下，各地普遍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商民以及文化、教育界抗敌协会。各抗敌协会根据各自的特点，或组织武装，侦察巡逻，维护社会治安；或组织报告会，教唱歌曲，演出戏剧，进行抗日动员；或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前线。

    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确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战高于一切的共识。省动委会不仅召开万人大会，而且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举行宣传周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工作。除发行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外，还自办《大别山日报》和《中原》等各种报刊，翻印包括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图书，举办各种训练班，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各县动委会、工作团和抗敌协会不仅利用节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深入农村，贴标语，出墙报，画漫画，教唱抗战歌曲，演宣传抗日的戏剧。

    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广泛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在省动委会的促进下，省政府组建起安徽抗日自卫军，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多编入序列。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动委会、工作团的配合下，力量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广大群众掀起了捐赠钱物、慰劳抗日战士的热潮。

    由于党组织通过动委会实行全民总动员，皖西地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全民抗战局面。在日军入侵皖西之前的1938年初夏，省动委会提出反对逃跑、坚守皖西的口号，尽管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教育厅逃往皖南，但省政府和军队未动。省政府于6月由六安迁至大别山腹地立煌，中共安徽省工委也随之西迁。当日军取道六安、霍山，进攻鄂豫，包围武汉之时，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左翼兵团正面阻击，新四军第四支队深入敌后袭击，安徽抗日自卫军分路出击，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使入侵之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迟滞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起了一定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任省政府主席和省动委会主任委员的廖磊面临徐州、合肥、信阳、武汉失陷，大别山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局势，既有继续发展统一战线力量的积极一面，又有倒退的消极一面。1939年2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在立煌成立后，一方面加强各地党的组织，一方面指导省动委会、省政府和桂系军队中的地下党组织，尽力支持桂系中的爱国力量，建立和健全各县动委会，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对桂系的倒行逆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由于桂系不断限制动委会工作范围和权力，排挤动委会中的进步人士，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等动委会中的主要领导人被迫离开安徽。随着国民党投降反共逆流的不断加剧，为避免同桂系磨擦，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大局出发，1939年7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东迁到庐江县东汤池，并将在动委会和其他部门工作的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以及爱国人士撤离皖西，另组中共皖西省委在大别山开展工作。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和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反共活动更加猖獗。1940年春，李品仙以办集训班为名，企图将省、县动委会和工作团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中共皖西省委根据上级指示，立即有计划地组织皖西地区各级动委会、工作团等机构组织中的中共党员、爱国人士3000多人撤到皖中、皖东和豫皖苏边区，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当时根据工作需要，中共还有计划地留下一批有一定社会关系作掩护的同志，继续坚持大别山区工作。后来不少人被国民党顽固派发现，英勇地牺牲了。

    从1938年2月至1940年3月，安徽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办，而实际上转化为中共影响下的、具有安徽特色的一种特殊统战组织了。它的历史功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顽固势力，从而开创了大别山区抗战时期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青年干部，为创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增添了骨干力量。1940年3月以后，动委会变了，成为国民党手中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