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铁路以西(俗称淮西)的寿县、合肥县、六安县东北部、霍邱县东部、舒城县北部地区,处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合肥的外围,是邻近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的战略要地,也是皖东北、苏皖边区进出大别山的必经之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曲折斗争的历史大剧。
敌后淮西风雨狂
1945年9月新四军主力北撤后,国民党加强对淮西地区的反动统治,疯狂迫害新四军烈军属和革命群众,地主豪绅又反攻倒算,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徭役丁差负担奇重,物价飞涨,水灾蔓延,社会秩序混乱,贫苦人民挣扎在苦难的深渊。当时淮西地区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
淮河上下水滔滔,柴米价钱天天高;
借贷无门亲戚臭,破锅挑起外乡逃。
洪水淹了大河湾,穷人生活苦黄莲;
东奔西逃难保命,单被改成裤子穿。
就在淮西人民引颈盼望子弟兵打回来时,中共苏皖四地委决定组织武工队重返淮西,建立敌后政权,牵制敌人,配合我主力军正面作战。1945年冬,武工队先后派出三批人员返回淮西,侦察敌情,了解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的状况和群众思想情绪,联系、发动并宣传教育干部群众,为部队重返淮西作好准备。
1946年1月,苏皖四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寿(县)六(安)合(肥)霍(邱)工作委员会,赵凯为书记,杨刚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成立寿六合霍县政府,赵凯、董完白为正副县长;成立寿六合霍县游击总队,赵凯兼政委,冯道生任队长,曹云鹤为政治处主任。游击总队最初有124人,其中共产党员75人,绝大多数是抗战后期的区、乡干部,个个称得上是“活地图”。
“我们的队伍回来了!”群众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开,宛如一声春雷炸响在淮西大地,震撼着群众的心扉。
游击健儿征战忙
游击队在合肥附近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恐慌。国民党桂系军队一个团和安徽保安第五团在寿县自卫大队及区乡自卫队的配合下,分路追堵、“清剿”游击队。游击队采取忽东忽西、忽隐忽现的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实行远距离夜行军,加强与地下党和基本群众的联系,寻机歼敌。
4月,游击队渡过瓦埠湖,每天夜行30多公里,与敌周旋,摆脱敌军尾追堵截。5月,当敌人在寿东南和瓦埠湖地区清剿合围时,游击队已到淠河以西的六安、霍邱边界,夜间突然火攻霍邱县花果园乡公所,缴获步枪60余支。待敌清剿队目标转向六安、霍邱边区时,游击队又转到淠河以东的合肥县西部山洼里隐伏下来,并于6月上旬智取六安、合肥县边界的恶霸地主王三横圩子,缴长短枪4支、子弹1000多发、兑金券120多万元、银元2000块及衣料等物。在六合交界的郭家圩子隐蔽时,由于保长告密,六安县自卫大队长杨蓬山率部从椿树岗猛扑过来。游击队迅速冒雨撤出,转上附近的牛尾山。300余敌人立功心切,穷追不舍。游击战士急走40余里山路,衣服湿透,腹中空空,但精神饱满,占据有利地形后,待敌追至跟前,以机枪火力猛烈扫射敌人,打死打伤敌50多人。残敌狼狈而逃。
这时,绿油油的庄稼和树木遍地而起,“青纱帐”为游击队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敌人兴师动众“清剿”3个月的计划一步步落空,被迫撤回城里“整训”,敌寿县自卫大队长被接连撤换三人也无济于事。游击队乘机回到寿东南老根据地分散活动,发动群众,发展武装,不断摧毁敌人情报组织和保甲制度,镇压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逐步建立起区、乡隐蔽政权,巩固腹心区,扩大游击区。游击斗争的烽火,燃遍了寿六合霍地区。
位于寿、合交界处的高刘集,是合肥西北乡和寿县南乡的经济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据点。1946年7月,皮旅东路突围途中,顺便捣毁敌高刘乡公所。11月,国民党合肥县政府又委派反动乡长,网罗地痞流氓,勾结奸商劣绅,欺压贫苦百姓,迫害革命群众,捕杀游击队指战员。1947年3月,敌保安团驻高刘集的一营人撤回合肥城,寿六合霍游击队乘机兵分两路突袭高刘集,击毙警卫股长等反动分子,缴枪40多支。附近一些乡保长受到很大震动,主动找游击队联系,愿意送公粮缴税款,成为两面政权。8月底,游击队第三次攻下高刘集后,继任乡长再也不敢反共了,不少乡保长请示游击队经同意后才敢上任。
寿东南双枣树周围10多个大村庄的李姓宗族势力在大地主李久兰把持下,仇视游击队,危害革命。党组织一面启发教育李姓贫苦农民认清道路,一面等待机会武力解决双枣树的地主武装。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一个团由梁从学、孙仲德率领向大别山挺进。途中经多次恶战,到达寿东南休整。在寿六合霍游击总队的请求和配合下,一举攻下5个李姓地主围寨。游击队连夜打开李家粮仓,将粮食、衣物分给周围贫苦农民,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游击队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
地方政权渐巩固
1947年冬,中共寿六合霍工委书记赵凯和工委委员董完白先后到大别山区与皖西三地委取得联系。年底,中共皖西区党委派宋孟邻、章慕云等6名干部到淮西工作。次年2月,中共寿六合霍县委、县政府、县总队改建为中共寿六舒合县委、县民主政府和县总队。
随着游击武装的发展、两面政权的增多,淮西地区民主政权建设迅速开展。寿六舒合县民主政府很快就恢复和建立了5个区政府和2个区级办事处,即一区(瓦埠)、二区(曹庵)、三区(吴山庙)、四区(陶楼)、寿合区(高刘、炎刘)和以造甲店为中心的定(远)合(肥)办事处、以江夏为中心的六(安)合(肥)办事处,共有46个乡级政权。敌占区的乡、保长也纷纷暗中托人找游击队或我区乡民主政府取得联系,保证不做坏事,为我所用。
红色游击政权的建立,对近在咫尺的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合肥是个很大威胁。合肥北郊土山乡就有游击政权,游击队往往在夜间到城边活动,闹得城内“一夕数惊”。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曾气急败坏地说:“合肥西北乡的‘土共’不铲除,我誓不为人!”但敌人“清剿”不得人心,虽多次派大队人马来“剿共”,却每次都扑空或大败而归。
到1948年下半年,淮西敌后武装力量已发展成为1500多人的县总队,加上区、乡武装总计有3000多人。淮西游击健儿神出鬼没,机动作战,9月间又在邓岗消灭寿县东南乡联防区主任、寿县三青团头子邓馨远的武装及进驻邓家圩子的县大队一个中队,俘敌100多人。接着,县总队集中600多人与敌寿县自卫大队700多人在周大郢一带决战,一举歼敌200多人。李品仙放出的大话无法收回,吹破了牛皮。而淮西人民武装越战越强,解放区不断扩大,基层政权日趋巩固,解放区军民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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