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她千百度

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我国，清朝政府日益腐败，祖国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像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一样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上下求索。

在皖西，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里，爱国志士们也为探求民族解放道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或习兵聚义，欲以武力推翻封建统治；或东渡日本，欲步明治维新之后尘；或西赴法、德，欲借民主与科学挽救国之衰微。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炮声传来，才真正找到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于是，“走俄国人的路，到十月革命的心脏去！”这一响亮的口号与实践，便汇成了时代潮流，滚滚向前。

从“均贫富”到“扫清灭洋”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反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逐步渗入与疯狂掠夺，皖西广大贫苦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穷困潦倒的生活，遇有战乱和灾害，更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交不起租赋捐税，还不清高利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代农民起义军“均贫富”的号召鼓舞着贫苦农民为争取生存而进行了顽强不息的斗争。皖西人民不断揭竿而起，打富济贫，为民除害，自发组织吃大户、拉平籴、扒粮仓、抗租税等项斗争。1853年至1864年太平军、捻军转战皖西期间，宣传了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理想”，引起广大群众的无限向往，10多万皖西儿女参加了太平军、捻军的英勇战斗。1872年，霍邱、商城间捻党再次起义，又被安徽巡抚英翰击败。

1898年春，霍邱县南乡以白塔畈（今属金寨）佃农傅延龙为首，组织2000多人的队伍，以“打富济贫”为号召，抗租抗债，开仓分粮。

1867年起，法国天主教传入皖西，至1908年，六安州所辖六安、霍山、英山3县有天主教堂29处。各处传教士勾结官吏，干涉地方事务，强占土地，挑拨离间，骗取财物，充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急先锋。地方上的流氓地痞纷纷入教，倚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多次激起教外群众的反抗。1904年，“不跪洋鬼子”的霍山农民张正金因不堪受教堂欺辱，怒打法国神甫石资训，尔后聚众树起“辅清灭洋”大旗，反洋教，毁教堂，惩戒不法教徒。清朝地方官府几次派兵镇压，成为“洋鬼子”的帮凶，张正金便联合英山、罗田、商城等地反教群众2000余人，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率众打开霍山县城，捣毁西乡所有教堂，劫走人质，释放囚犯，迎战清兵，至1907年被清兵镇压。

皖西农民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屡起屡败，但给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从岳王会到淮上举义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与压迫下，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举步维艰，生活贫困。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皖西一批有识之士深切地觉悟到，只有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砸碎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中华民族才能走向强盛。

1904年，寿县常恒芳、柏文蔚与陈独秀等人在芜湖发起并组织岳王会，效法抗金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皖西留日学生纷纷参加，仅寿县就有19人参加初期的同盟会，在国内的岳王会成员也全部加入。1906年冬，张汇滔等人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寿县，策动江淮革命运动，组建同盟会分支机构信义会，淮颍流域有志之士纷纷参加信义会。1908年，信义会计划起义，因机密泄露终止，后又组织农会，继续聚集革命力量。1909年，加入寿州农会的省议员王龙廷以“组织地方武力，镇慑皖北匪势”为由，取得安徽巡抚朱家宝的信任，拨给毛琴枪700支，并被委任为寿县团防局长，农会乘机建立了革命武装。

辛亥武昌起义后，皖西各地迅即响应。1911年11月初，寿县的张汇滔、岳相如、王龙廷、袁家声等人召集凤台、怀远、定远、凤阳等县同志举行联席会议，确定起义。11月14日晚，寿县起义武装一举攻占县城，接着成立军政分府和淮上军司令部，推王龙廷为总司令。一两天内，参加义军的多达2万多人，于是兵分三路，进击淮河南北，摧毁了清王朝在皖西的黑暗统治。

从教育兴邦到德赛救国

辛亥革命后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继续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出现党派纷争、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卖国殃民的黑暗局面。北洋军阀疯狂镇压淮上军和皖西民主革命力量，1911年仅寿县就有5000多人被杀害，其中张汇滔同族有57人殉难。

皖西革命志士不屈不挠，多次参与讨袁斗争、护法战争和反北洋军阀、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也有不少人远渡重洋，到欧美、日本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1900年至1908年，仅东渡日本留学的就有高语罕、刘希平、孙毓筠、张汇滔、管曙东、王肖山、朱晴波、石德宽、方振武、高一涵等数十人。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20世纪初年，“华盛顿除使馆外，有中国学生八人，寿州孙氏居其五，皆沉实向学，有用才也。”一批批知识分子或自费或公费留学，直接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们有感于皖西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落后，欲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引介新思潮，以增强青年乃至全体国民的智能与社会责任感，因而他们回国后大多投身教育工作，形成“教育救国”的思想观点。

同时，皖西革命志士响应孙中山提出的“以学堂为鼓吹之地”、“立学校，以育人才”的号召，创办一些新型学校作为革命阵地。1898年，寿州孙毓筠在家乡创办阜才学堂和蒙养学堂，与张树侯等密谋革命，组织“强立学社”，引导一批青年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1年，寿州循理书院改为寿州公学。1902年舒城创办斌农中学堂。这几所学校开皖西乃至安徽新式教育之先河。1906年，刘希平深感“欲革命必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必先自兴学始”，遂与江朴斋等倡议创办了六安中学堂。而后，新式学堂在皖西各地陆续创办，一批知识分子正努力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5年，以《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在全国大地上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皖西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迅即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而鼓吹呐喊。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渐兴起，进步报刊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也为皖西人民所接受，极大地冲击了封建思想，促进了广大人民的觉醒。先烈们决心以科学和民主为救国救民的利器，更新政治，改革社会，振兴中华。

从歧路徬徨到“以俄为师”

新学、新知识、新思潮、新文化运动使皖西知识分子耳目一新，深受鼓舞和熏陶。但反动统治者竭力维护封建统治，尤其是倪嗣冲等反动军阀长期统治安徽，实行愚民政策和黑暗统治，政治更加腐败，经济上横征暴敛，农村日益凋败，民不聊生；而且推残教育事业，大力削减教育经费，曾勒令全省学校一律停办一年，又疯狂迫害革命者，柏文蔚、常恒芳、张汇滔、高语罕、朱蕴山、方振武等一大批革命志士被迫逃往省外、国外，皖西社会风雨如晦。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君主立宪行不通，共和民主行不通，复辟帝制更是不得人心。中国向何处去？内忧外患，何以救国？皖西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思考着、探索着。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世界各种文化和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风云激荡，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军事救国论、新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思想都曾影响过皖西知识分子。吴樾弹炸清廷五大臣、万福华枪击卖国官僚王之春、孙毓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等壮举曾成为爱国青年的榜样。受胡适曾鼓吹“干、干、干，手枪与炸弹”的影响，皖西青年许继慎、曹渊、杨溥泉等人曾密谋组织“铁血团”暗杀反动统治者，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光靠无政府的暗杀行动是完不成社会变革的，其他思潮和道路也难以实行。他们在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与中国历史背景极为相似的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屡次碰壁后清醒地意识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皖西先进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走俄国人的路。1921年春，霍邱青年蒋光慈、韦素园等取道海参崴赴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皖西青年赴苏联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此外，还有大批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上海大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有到日本、德国去学习革命理论，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皖西在外地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传回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皖西的进步知识分子自己动手办报刊、开书店，办新校和工人、农民夜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宣传和论战，特别是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那些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各流派无政府主义、改良的资本主义或空想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中国的真理，而且只有俄国共产党才是真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在皖西青年寻求革命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皖西第一个马克主义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于1923年冬建立起来。从此，皖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革命斗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