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鄂豫皖边区工作的一些日子

口述人:郭述申

时间：1979年3月17日

郭述申，中共早期党员。土地革命时期，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领导军民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领导开辟鄂陕边游击根据地。建国后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八大代表。

1929年我担任中央巡视员，年底到豫东南的商城巡视工作。商城当时属于信阳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年夏初周维炯、李梯云、漆德伟等同志领导了立夏节暴动（即南溪暴动），建立了红32师。不久中央派刘英同志任红32师师长，李荣桂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周维炯任副师长。立夏节起义后，32师攻占了商城。我到商城时正是攻占商城不久的事。

我去商城是巡视工作的同时，向32师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要在红军中清除“富农分子”。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红32师党委及商城县委同志对共产国际指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加之红32师的部分领导干部出身于地富家庭，造成他们对共产国际的这项指示（这个指示也确实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不理解，并由此对于我担任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也产生怀疑。他们一度计议要把我和中央派到32师工作的刘英、李隆贵等同志（还有一位从信阳中心县委派去任商城县委书记的同志）抓起来。有位当时参会的同志及时把消息告诉我们，为避免发生严重后果，我和刘项、李荣贵等同志商议后决定立即返回信阳中心县委，然后再去中央党报。

到上海后，周恩来同志听取了解我的汇报。1930年初，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机关召集了我和许继慎、熊受暄3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把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划为一个特区，成立鄂豫皖特区委员会。三省边界地区的红军统一为红一军，由我担任鄂豫皖特区委员会书记，许继慎同志任红一军军长，熊受暄同志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已经在鄂东北巡视工作的曹大骏同志任红一军政委。

我带着中央的介绍信经武汉、信阳到了黄安，许继慎、熊受暄同志是经合肥、六安到达皖西的。许继慎同志年龄比我大些，过去不熟悉，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关于许继慎同志到皖西后，在金寨成立兴中县并由桂月峰当县长的问题，我不清楚，如有可能，希望进一步查实。

1931年春皖西、鄂东还未联成一片，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在鄂豫皖苏区就分别建立了皖西北道委（驻麻埠）、鄂东北道委（驻黄安）以及豫东南道委（驻商城）。这三个道委都相当于现在的地委。

我是1931年冬或1932年年初到皖西北任道委书记的。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我由麻埠去霍邱一次，去霍邱县主要是传达军委指示并了解情况的。黄岩是霍邱的区委书记，当时红25军邝继勋军长率一个团和霍邱的地方部队正在防守霍邱县城。当时反四次“围剿”的主要战场在鄂东北，我们主要兵力也布署在鄂东北，皖西北以及霍邱县是作为反“围剿”牵制力量。但是当时邝继勋同志按照张国焘的错误思路，以旧的军事观点指挥霍邱的方面的作战，并错误的要求“与霍邱城共存亡”，导致红军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下损失惨重。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当时窃居鄂豫皖分局领导职务的张国焘，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一意孤行致所致。其实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央曾电报指示：“发动群众游击战牵制敌人，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当时皖西北道委集中全力支援反“围剿”的战争，动员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征集并运输粮农支援战争，支援任务十分繁重。虽经广大军民夜以继日的工作，但由于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也就没有取得反四次围剿的胜利。

郭述申同志谈话纪要

口述人:郭述申

时间：1979年3月20日

关于许继慎同志：1930年初，在周恩来同志召集的宣布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委组建红一军的会议上，我第一次是到了许继慎同志。同年5、6月间许继慎从皖西率领部队来到鄂东，在会议上我们再次见面。听说他是黄埔军学生。至于他在北伐战争打下武汉后到1930年初这段时间里有些什么革命活动，我不知道。

1930年9月皖西开会成立“六英霍行动委员会”问题，成立的经过我不知道，这正是执行“立三”错误路线时的事。（19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等领导人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史称“立三路线”）。当年9月在在鄂东也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到了1930年11月，“立三”路线才开始纠正。这为时间皖西地区贯彻“立三”错误路线的具体情况以及遭受的损失，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在鄂东，也没有见到皖西向特委作过这方面的报告。

红1军及其所属各师受“立三”路线的影响问题。应参考红四方面军战史的有关部分，因为编写战史时已作了大量的调查。

当时鄂豫皖特委县执行了“立三”路线，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并曾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错误口号，但在执行过程中认识到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中央三中会后即纠正了。

1930年11月曾中生同志来到鄂豫皖以前，鄂豫皖没有军事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也没有皖西军分会。皖西军分会建立大概是1930年11月曾中生同志来了以后。当时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主席是吴宝才，他又是道军事指挥部的指挥，机关驻在麻埠。现在健在的原在皖西北工作的有总后勤部的李跃同志，郑州的西武选（当时在道区保卫局工作），铁道部的黎光同志当时在霍邱作少共和儿童团的工作。

1931年秋以后的大肃反，是张国焘等人顽固地执行三次左倾路线，大搞刑讯逼供造成的。首先从部队开始，以后扩展到地方，错杀了很多好同志，许继慎、熊受暄同志都是被张国焘错杀的。政委曹大骏同志也被撤了职。

1932年10月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鄂东撤退到皖西北又转向鄂东行动。这期间，我和刘士奇、徐海东等同志组建了红27军，在潜山、舒城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曹大骏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不幸在一次作战中牺牲，就倒在我的身旁，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连烈士们尸体都没有来得及埋葬。

中共鄂豫皖分局是张国焘来了以后成立的，时间大约在1931年4、5月份，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昌浩任少共分局书记。中共鄂豫皖省委也在这一时期成立，沈泽民同志任书记。我是中央中央分局委员又是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派到陂孝北担任县委书记，后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1931年底离开陂安南去麻埠，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问题。1929年苏区就开始分配土地（游击区部分的分配土地）。对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过左的土地政策也是造成地主逃亡、富农反水，形成赤白区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没收他们的财产，造成苏区的山货特产不能运出销售，急需的食盐、工业品运不进来，给苏区经济造成极大困难。这都是执行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问题

我于1938年9月从湖北省委去延安参加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原局，刘少奇和朱理治分任正副书记。我同李先念同志一道去河南竹沟，以后到鄂东、约郑位三同志一同于1939年1月间去金寨白水河，同年2月我在白水河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久由中央来电指示成立鄂豫皖区党委，中央决定由郑位三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的委员包括何伟、彭康、张劲夫等同志。中央还决定以新四军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五队，罗炳辉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

关于追认江求顺同志为烈士问题：

江求顺同志完全应该追认为烈士。他和吴宝才同志都是当时皖西的主要领导干部。1934年初夏，高敬亭代表省委检查皖西工作，高？？供信，仅根据一个副营长的“口供”，硬说江求顺、吴宝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分他发生争执。高敬亭向省委报告说谎我肃反不坚决，撤了我的职。江求顺、吴宝才二同志被杀害。

1975年我曾写信给六安地委书记帮坦同志证明江求顺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冤杀（可能也提到吴宝才同志）应追认为烈士。如果尚未解决可以到六安地委找一找我1975年写的证明材料。

吴宝才是皖北某县人，他也应追认为烈士。

两份纪要我都看过。郭述申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