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初期情况战线上的三杰之一

胡底，生于一九0五年三月十日，原名胡百昌，化名胡北风，又名胡马，安徽省舒城县新街人。幼年就读于大伯胡绪章开办的私塾。十五岁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十八岁未毕业即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合肥二中，一九二三年毕业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在北京中国大学接受马列主义，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吴鹿鸣介绍，与钱壮飞同志在“安徽会馆”相识，从此二人来往密切，关系深厚。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住在钱壮飞同志家里。一九二五年同钱壮飞同志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为革命日夜奔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幼年的胡底，聪颖活泼。兴趣广泛，豁达大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嗜好文体活动。拉琴、游泳、练功等一学就会。虽然生于富贵之家（家有耕地五十余亩），但他不分贫富贵贱，与雇农牧童相处甚好，亲密非常。对劳动人民和穷苦百姓深深同情，常慷慨解囊，以资相助；对因纠纷而焚毁他家的房屋和家产的穷人，不以仇相见，并阻止前去县城告状的父亲，说：“人家赔不起，不要告了”，把状纸要回，从此家业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对不平等的社会极为不满，在与长工谈心中呼喊着“将来这个世道迟早要翻过来的！”在外读书时，常在家书中要求祖母、父亲把家中田地送给乡亲，因而，被长辈们斥为傻孩子。

他不愿做富户人家的纨绔子弟，出走社会，刚毅独立，敢于冲撞封建礼教的羁绊，表现了对封建家庭的抗争和判例。在北京就学，他不依赖家庭经济，不向家里要钱不愿使那肮脏的铜臭。父母爱他，为其包办婚姻，强逼他与表妹张氏结合，并用加急电报称说祖母病危，将他骗回家中。这时，他已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无心构筑个人暖巢，认为“结婚便有孩子。要孩子麻烦。”遭他坚决拒绝。父亲激怒，暴斥道：“一天不结婚，一天别想离开家！”严加看守，僵持多日。后因回校心切，被迫应允。婚后却一去不返。祖母和父亲无奈，只得将张氏送往上海。他多方设法和力劝，张氏便改嫁从他。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引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重视。“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十一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党的情报保卫机关）。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特科设立情报科（二科），陈赓同志任科长。开展反间谍活动。

一九二七年冬，胡底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政府明令通缉追捕，与钱壮飞离开北京到上海。在上海，他们一面找党的关系，一面找职业掩护。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他们与党接上了关系，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地下组织生活。经周恩来同志亲自挑选决定，胡底与钱壮飞等同志一起参加情报科。

到上海后，胡底潜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为了不暴露自己，迎合老板生意起见，他大都演以武侠等为内容的片子。被称为“东方范明克” （范明克是美国武打明星），曾与殷明珠、王引（王春元）合演《盘丝洞》（饰唐僧），拍摄过《昆仑大盗》。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被敌人发觉。反动政府派大批军警前往该公司逮捕。他翻高墙逃走，一度逃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在一起。一九二九年夏，又被敌人追捕，去杭州建设局（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事，继续情报工作。十一月回上海任另一家影片公司的演员。在一个摄影棚遇见李克农（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介绍钱壮飞与李相识。这时，钱壮飞已考取国民党CC(中统)特务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国民党特务机关）。因钱壮飞才华出众，与徐同乡，深得徐的信任。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又被任命为徐的私人秘书。

一九二九年冬，陈立夫在主管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基础上建立了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进行反共活动。十二月下旬，国民党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总务科主任，实际为党务调查科主任。徐对建立这一类的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构很外行，任命钱壮飞具体筹助。钱壮飞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同志立即指示“把它拿过来！”遂决定选派胡底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从此，他们三人就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深入龙潭虎穴，不畏艰难险阻，沉着机智，勇战顽敌，战斗在这看不见的战线上。

胡底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爱音乐，擅演戏，吹、打、弹唱样样见长，在北京时就是光华影片公司的演员，拍摄过《燕山侠隐》，酷爱文学，文笔酣畅遒劲，谈吐生动风趣，性格开朗活泼，善交际，乐助人，大方、豪爽，只要有钱，决不吝啬，甚至典当衣物，资助他人，在人群中颇有吸引力，正是他打进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

由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反蒋、反陈的派系，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反共的情报外，还要搜集蒋介石和其他党派的动向情报。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一面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蒋介石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机关。它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负责人即社长是钱壮飞，编辑为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正无实业社”（国民党秘密电台机关）隔壁。在这之前，胡底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长江通讯社”继后成立）。一九三0年冬，胡底调天津创办“长江通讯社”，并任社长、李克农在上海主持了以上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就这样，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中央派陈赓同志与李克农保持经常的关系。就此，国民党的最高特务组织机构为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及时全面地掌握了。他们三人如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在天津。胡底在张家眬的协助下，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在日本租借了一幢房子，设立了社址。他住在最上层的四楼。所在天津获得的国民党情报名，都是以这个通讯社做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同志处转送党中央的。

一九三0年四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混战结束后，急于掌握东北军张学良的情报，因为当时东北军对全国形势举足轻重。过去派去搞张学良情报的人，均遭吞食。这次又组织一个小组，由钱壮飞和当时在天津的胡底前往沈阳，中央特委派陈赓同志同志前往协助配合。他们在东北旅行一个星期后，用国民党的钱，以国民党特务机关护照作掩护。一路上在我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巡视了我中共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与各地工作人员接了头，为党带回了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在旅馆里将某些军事材料和报纸上的材料剪剪贴贴，拼凑成四万多字的东北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不但报告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而且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名为国民党，实为我党服务）。可以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材料，徐恩曾看后认为了不起，连连称赞说“哪儿来的这么多好材料！”对他们十分赏认，“佩服之至”给予嘉奖和重用。胡底等成为陈立夫、徐恩曾系统特务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徐恩曾对他们深为新任，可是有一件事，他却抓在手里一直不放，这就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时刻藏于怀中，宛如护身符。为了弄到它，钱壮飞、胡底等一直等待时机。一次，他们设计，利用徐恩曾好色喜嫖的恶习，说某处有漂亮的美人儿，徐听后，顿时眉开眼笑，心里直痒痒。但他们说你把那东西（密码本）带在身上不安全。徐早已神魂颠倒，毫无芥蒂的将密码本掏给他们保管。这个密码本就这样巧妙地搞到了手。从此，国民党许多极机密、极重要的尖端情报也落到我党手中。

一九三0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围剿”。这时，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凭借秘书长的特殊地位。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发给徐恩曾看。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从徐的特务机关直接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战略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由中央转发到苏区，对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重大作用。

除灭叛徒，营救同志，是特科的又一重要任务。如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0年任弼时、关向应、澎湃、杨殷等同志被捕后，经掌握可靠的情报，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开展了一次次的营救工作。同时，由于情报的准确，及时地镇压了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和后补委员杨殷同志的叛徒白鑫、出卖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同志的叛徒何家兴夫妇和叛变投敌的黄第洪等罪大恶极的叛徒，为党除掉了败类。

挫败叛徒顾顺章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顾顺章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委委员，负责特科的具体工作并主持行动科（三科）。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一事件，严重地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党中央和行动领导同志的住址等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等极其沉重机智地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出卖灵魂的这一重要情报，迅速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火速采取一些列紧急措施，切断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线索，将党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关连夜全部转移。第二天，敌人如饿狼饿虎般地向我党中央机关扑来。结果全部扑空。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就是这样，胡底和战友钱壮飞、李克农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敌人致命的最要害的地方，夺取了极其重要的阵地。从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钻在敌人的心脏，深入魔窟，机智善谋，忠诚英勇，不畏艰险，作出了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底的事业，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敌人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ＣＰ（即共产党——编者注）特务工作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奋斗的精神哪！

敌人屡屡挫败，晕头转向，狼狈不堪。粉碎叛徒顾顺章后，“三杰”暴露。敌人象输光了的赌徒，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报纸上将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等四个辱骂成“共匪四大怪物”，在上海出动大批军警宪持，疯狂地进行缉捕。这时，在天津紧张工作的胡底收到钱壮飞用暗号拍来的危急电报“潮（钱壮飞笔名——编者注）病重，速归”。情况紧急，环境险恶。胡底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从容沉着地处理一切事物，在张家眬同志夫妻的帮助下，于当日夜晚乘船返回上海。一九三一年八月，为保护“三杰”的安全，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首先指示并安排敌人追捕最紧的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同志迅速离开上海，分别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胡底在江西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并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李克农曾赞誉“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在苏区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勤勤恳恳，致力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在红军中是创作剧本最多的一个。他不但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自己或发动一些干部编写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自编自导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当时的剧本有《庐山之雪》《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为谁牺牲》，他还与石联星同志一起编演了《赵一曼》。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胡底从红一方面军调至红四方面军，同中央苏区剧团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伪中央，企图分裂党。胡底对张国焘极为不满，深表反对，并揭露其野心，痛骂他：“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我不怕张国焘！”张国焘获知后，以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在草地松岗地区（现属阿坝藏族自治区）与许克坚同志（李先念战友）一起被张国焘秘密杀害。时龄三十岁。

胡底同志自参加革命以后，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无比憎恨，以超人的才华，及其英勇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电影艺术最早的一个，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之一，为了党的电影事业、文化教育事业，为了保卫党中央和党的地下组织作了卓越贡献，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祖国和人民的好儿子。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认真细致的调查，追认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予以平反。蒙冤四十多年的胡底终于恢复了名誉，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崇敬。

中共舒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董昭山  整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