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张国焘早期叛变革命的部分罪行

写信人：胡允恭

时间：1984年3月24日

我们都知道张国焘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加入军统局。可是对于张国焘早年就有叛党行为，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其实早在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当时就向曹琨政府投降，出卖了陈独秀、李大钊等负责同志，以及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进行夺权，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在鄂豫皖苏区屠杀了许继慎等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约近万名之多。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袁克服说：“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

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非常罕见。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在其自撰的《我的回忆》中自吹自擂，把自己描写成是一个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人。事实上他到安徽，是为了执行王明、米夫的旨意，要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人，重建他们的势力范围，藉以夺取军权、政权，实现他们独霸的野心。关于《我的回忆》一书，北京党史研究会曾开会讨论过一次。会上有人说，张国焘的皖西大屠杀，是个皖西事件，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有人说，这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也有人说，当时肃反不仅限于皖西，其他地区都发生过，是大势所趋。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没有道出事情的本质。

《南京日报》曾刊登一条消息，引证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同志的谈话，谈话指出，一些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是不能允许的。众所周知，张国焘、王明都是在米夫指使下在鄂豫皖苏区进行大屠杀的。米夫是个暗藏的托派，取得了斯大林同志的误信。他原拟组织五十个“布尔什维克”来夺取中国的军权、政权。我们应从这个全局，这个事实的本质来阐述张国焘的罪恶。《我的回忆》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我的回忆》是在加拿大写的，由于张国焘的自我粉饰，赢得了加拿大一部分人的同情与信任，因此有人为他造坟立碑了。我应当根据张国焘叛变档案，给以严正的批判，还原其早期就是叛徒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