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行(1911—1988年),六安市裕安区人。1927年至1929年,鄂豫皖先后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热血青年杨中行毅然参加了革命,并于1930年随地方武装一起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由于读过几年私塾,一入伍就当上了连部文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准备西出平汉线跳出包围圈。在彷徨镇与敌第一师、陕军警备旅的混战中,杨中行左脚中弹,一根脚骨被打断无法行走。部队出发前那天夜里,他躺在红军医院的铺草上,只经简单包扎的伤口疼得他难以入眠。半夜时分,他爬到屋外去小解,只见医护人员的房间空荡荡的,不远处两个通信兵正牵着一头骡子在收电话线。他立刻意识到部队要开拔,便不顾伤势的疼痛奋力地爬过去,一把拽住骡子的缰绳。两个通信兵见状,忙解释说,部队已经开拔,因伤号多、担架少,又要翻越秦岭,所以凡走不动的伤员一律留下来由当地群众安置。杨中行便死死地抓着缰绳不松手。两个通信兵无奈,只好把他扶上骡子带走了。
杨中行当晚到了宿营地,两个通信兵把他放在师部门口,便牵着骡子走了。他在师部门口蜷缩着过了一夜,第二天被师政委周纯全发现。周政委叫人弄来开水和干粮,又命令机要参谋把驮文件的骡子牵来给他骑。杨中行就是骑着骡子上的秦岭,但只骑了两天,第三天那位机要参谋又把骡子给牵走了。杨中行只得一个人沿着山路慢慢爬行。好在没过多久,一支部队从后面赶上来,为首的是他的老指导员洪学智(当时已是师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叫来一副担架,又给他留下一根萝卜。莽莽秦岭绵亘千里,山高路险,大雪封山。在红四方面军挺进陕南的必经之路上,雄峙着太白山、马道岭、牛岭、兴隆岭、财神岭、父子岭、卡峰岭、老君岭、青刚岭等九座高峰,其中太白岭的海拔就有3700米。此时正值隆冬,寒风刺骨,雪深没膝。别说是抬着副担架,就是空手走路也是一步三滑,终于,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再也支持不住了。剩下的路杨中行是靠一双腿走完的。当他找到部队时,他的脚伤竟大有起色,已经能一瘸一拐地独立行走了。杨中行从此也就有了一个“杨摆子”的绰号。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攻占川北通、南、巴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时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的周纯全没有忘记那位凭借顽强革命意志爬过秦岭的年轻战士“杨摆子”,便将他直接从一名连队文书提拔到少共川陕省委当秘书长。后又升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全省没收委员会主任,保管着整个苏区的“钱袋子”。由于杨中行率人登记造册,帐、物分毫不差,从而受到苏区领导的表扬。
1935年春,为配合长征的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西进策应。杨中行当时已经调回主力部队,任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二团政治委员,和全军一起参加长征。由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致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两越雪山,被强敌围追堵截于川康边界千里无人区,损失惨重。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杨中行把战马杀了送给战士们果腹,再到后来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但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励下,终于战胜艰难险阻,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完成了伟大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警卫营连指导员,神府军分区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保安第一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林军区警备一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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