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徐国夫

    徐国夫（1914——2004），六安市裕安区人。1928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独立团班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特务连班长、排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徐国夫随部队西征入川。10月20日，在攻击湖北枣阳县新集西南10公里的乌头观时，徐国夫在战斗中左脚负伤，营长让徐国夫到群众家养伤，他坚持拄着拐棍和连队一起行动。两次翻越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秦岭时，已是冰封季节，徐国夫身穿单军装，迈着负伤的脚，翻越漫川关险地和野狐岭等悬崖峭壁，带着连队夜涉冰凉的汉水，硬是挺了过来。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挥师入川，途中要翻越山道崎岖、荆棘丛生的大巴山，徐国夫升任十二师三十五团重机枪连政治指导员，所在连队按上级要求每人带一把稻草，在冰雪路上防滑铺垫或做蓑衣御寒，每人还背两个地瓜，饿了咬两口。尽管冰雪封山，山高路险，人迹罕至，徐国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连长一起带领全连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胜利地征服了大巴山。在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进军川陕的征途中，徐国夫面对革命暂时的挫折，始终对革命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在竹兜篷上写上字，边行军边认字，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经受住了考验，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7月，徐国夫调任红九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后改任组织科长、政务科科长、组织部副部长。此后，徐国夫参加了历时10个多月的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役、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红九军编入左路军，从卓克基和马塘出发，进阿坝，向东北与右路军会合。途中山势陡峭，沟壑纵横，路径崎岖，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行军十分艰难。接着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地，路途更加艰险。徐国夫奉命任方面军收容队政委，带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担架排及部分卫生救护人员百余人。出发前，徐国夫找到了一位当地藏民作向导，以求顺利通过这茫茫林海高山和漫漫沼泽草地。行不远，就遇到了一条十多丈深、翻腾湍急的河流，只能依靠队员们从未尝试的竹索道横跨。面对随时可能突发的危险情况，徐国夫义不容辞第一个渡河，在他的示范和鼓舞下，收容队百十号人全都安区抵达对岸。

    出发后的前两天，大队人员因为兜里有些携带的青稞，情绪还比较高，收容队没有收到掉队人员。走出森林，进入沼泽，掉队人员开始出现，越往前走人员越多，偶尔还看见泥水泡得肿胀的尸体，令战士们消沉。途中，收容队两名女战士陷进泥潭，在徐国夫的正确指导下，通过把系裤子的绳带解开接在一起向外拉的方法，使两名女战士脱离了危险。此时，收容队携带的粮食已开始捉襟见肘，前面的部队无粮食还可以寻些野菜，轮到收容队，只好开始吃草根、吃皮带、吃马鞍。伤病员中有的因为伤病过重，加之缺食少水，便闭上了眼睛。见此情形，徐国夫不得不忍痛命令杀了两匹马，缓解困顿。为了解决风嚎云低、倾盆大雨恶劣天气的宿营问题，徐国夫指挥收容队战士们用携带的木棍支起一块毯子式破布，在夜幕中相互背靠背睡起来。七天之后，徐国夫以红军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历尽艰辛，帮助伤病员通过了草地，圆满完成了收容任务，受到了军首长和部队同志的一致好评。

    1935年8月20日，左路军到达阿坝。这时张国焘公然对抗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他强令红四方面军部队南返川西。9月，徐国夫随部队回师草地，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芦山、名山、天全。1936年2月又经达维、懋功地区翻过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折多山，于4月上旬到达甘孜。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组建了骑兵师，下辖四个连，徐国夫调任骑兵师一连政治指导员，后任一连连长。

    在驻甘孜的四个月中，徐国夫着力抓连队的马术和战术训练，学习藏语。7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组成红二方面军。8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甘南，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骑兵师开路，徐国夫在战斗中第三次负伤。9月部队进入甘南，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走完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