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陨落的军事家蔡申熙（上篇）

    人物简介：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0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等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他转赴广州。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他来到阳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于同年10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红15军组建后，蔡申熙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红15军与红１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敌机枪子弹击中，负伤致残。同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蔡申熙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主持办学４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7月，当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临危受命，出任红25军军长。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广阔地域内，与各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不断展开激战，给敌军以重大杀伤。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4个主力师向皖西转移，在金家寨与红25军会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主张以主力西出英山、随县、枣阳一带，将国民党军引出苏区寻机歼灭，然后再回师收复失地。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出发西进，蔡申熙率红25军殿后掩护。10月8日，红军主力在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两个师遭遇，发生激战。9日，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后继续进攻。蔡申熙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不幸腹部中弹。他捂住伤口，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蔡申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蔡申熙也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一）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

    年龄虽小而威望崇高，说明蔡申熙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智慧。骄横跋扈、眼高于顶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人大加鞭挞，只对两个人保持敬意，这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并不是他不想挑刺，而是他无法责难这两个才能和品格近乎完美的同事。

    割不断的同窗情，说不完的黄埔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十字路口，蔡申熙放弃通天路，专走独木桥，三次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的招降。他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但就是这身清筋傲骨令昔日同窗望尘莫及。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将星的摇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有十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如果加上在黄埔曾经任职的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共有十三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国共未分裂前，黄埔军校先后举办过五期，其中第一期人才最为鼎盛，他们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地位都比较高。国民党军队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邓文仪均为著名战将，官至战区司令；共产党军队里，涌现了徐向前、宣侠父、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彭干臣、周士第、蒋先云、阎揆要等一批将星，其中徐向前、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因为军事成就被确定为军事家。

    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同学情谊，孙中山甚至把它写入了校歌：“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黄埔师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二十二年的生死搏斗。既是同学又是敌人，既是战友又是敌人，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黄埔现象。

    几乎所有的黄埔士官生都经历过这种友情与政治的双重煎熬。蔡申熙也不例外。

    蔡申熙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时与邓文仪、胡宗南等国民党籍同学关系较好，毕业后又与薛岳同时供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被视为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

    他们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多为贫寒子弟，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志向，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当他们相扶相携走到1927年春时，突然分道扬镳。邓文仪、胡宗南、薛岳追随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昔日的战友开刀；蔡申熙等中共学员则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起了反抗的刀枪。

    用邓文仪的话来说，国共分裂后，蔡申熙是个“常败将军”，穷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1927年8月，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先后担任团长、师参谋长，起义军南下潮汕时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部队被打散。其后，他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打入新编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切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中央军委重新接头。穷途末路之时，蔡申熙想到交情不错的同学邓文仪。

    邓文仪与蔡申熙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南醴陵县人，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

    蔡申熙开门见山：“我现在缺少盘缠，来向你化缘。”

    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呀，就不该当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足，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顿时血往头顶冲，感觉受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几十元钱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说完，蔡申熙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犹不解气，又回过头说：“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去向蒋介石请功。我今天死，明天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

    邓文仪慑于蔡申熙的正气，没敢动手。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盘缠仍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第四军副军长薛岳。

    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二）大智大勇的“救火队长”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半信半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三）艰难曲折的“寻亲之路”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这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要他首级；在东固，他以东固圩为中心，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十五军千里来寻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才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在“围剿”根据地。历史就这样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他与曾中生联手以区区两、三千人（枪）创造了保卫根据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围点打援、坑道作业和飘忽作战等新战法。

    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十万部队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然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11月，他们听说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了解决部队冬装，红一军奔袭新洲，竟然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这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红一军仍然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

    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擦身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

    蔡申熙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装备。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比体质下降更为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

    二是士气。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有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三是敌情。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七个师另一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六个教导队。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电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台下战士发出一阵鼓噪：“别糊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五一十地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三百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战士反诘道：“你有了两万人马，还要我们两千人干什么？”

    曾中生苦笑着说：“你们是主力，他们一时半刻集中不起来。”

    台下一阵轰笑。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头一句就让曾中生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顾忌：“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的七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番话让嚷着要回去的战士也凉了半截。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要坚决地留下来，要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红一军正在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然而，最初的战斗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曾中生在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一段文字，实录了这段艰苦的历程：

    （红军）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军最精锐的力量，来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十五军过光山来找一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能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十五军之来，原来是找红一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的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弹，大部分还无棉衣，一见即知不能执行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兵士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十五军即可得军事补充，赤区必然转变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十五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徒以补充军却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十五军也退下来。这一战争事实上已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阵地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十五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的红军也要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鸿昌）匪两路正来的猛烈，南部敌人虽取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十五军做整理工作，仍将十五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击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敌人无法应付，更不敢随便分散，怕为我所乘，我们晚上常去打岗打哨，到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持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

    1930年12月下旬，敌人重兵突入根据地中心区，侵占特委所在地――黄安七里坪，同时分路大举烧杀抢掠，红十五军不仅势单力薄，而且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困难。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的呼声：

    一种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

    另外一种不同意分散部队，而主张跳出敌人的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

    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干部、战士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决断。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着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着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我们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的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

    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的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果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射击的活靶，于是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敌弹撩倒，但是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骠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一万二千余人。

（四）创新战术显神威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敌军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红四军军部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四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嘟嘟嘟”一梭子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底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

    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

    “多着呢，成排的站在墙垛上。”战士回答。

    “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蔡申熙吩咐“点火”。几分钟后，突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双桥镇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二千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于3月上旬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两岸展开进攻。

    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六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六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