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陨落的军事家蔡申熙（下篇）

（五）主持公道“救战友”

    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废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他曾经十分信赖“张主席”，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此人心毒如蝎，机深似海，于是他竭尽所能，尽量帮助处在危机之中的战友。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他深恨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身手敏捷，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依恋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斗。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 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一千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在办校期间，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中央对根据地的重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个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根据他的提议，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提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原则性很强，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他们的“蜜月”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温。蔡申熙对张国焘排斥异己的野心产生警觉，开始抵制他的宗派主义和罚办主义政策。他曾经三次向处于困窘之中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在“彻底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的幌子下，向抵制“左”倾政策的根据地领导人开火，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执行“调和主义”，指责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仍然迷恋“立三主义残余”，指责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有“军阀土匪倾向”，企图将他们一股脑地清除出领导层。在张国焘的组织下，会议开成了对曾中生等人“声讨”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时候，蔡申熙出来讲话了：“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的我赞同，有的我不赞同。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者说过去的错误未能及早纠正，并不是一两人的责任，大家都投过赞成票，都有责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还有遭到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与我们相处不止一日。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他的话，像一股清凉的风，轻轻地拂过会场，让一度狂热的气氛平静下来。一些正直的负责任的干部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在他们的坚持下，张国焘有所收敛，同意让曾中生等人继续担任军队的要职。

    第二次是在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之后。为了援助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徐向前等四军领导人毅然改变张国焘出潜（山）太（湖）、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率部南下，在蕲春、黄梅、广济等老区连战连捷，取得辉煌胜利。报告送到新集，张国焘非常恼怒，认为曾中生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他威信的挑战，还是与中央分局公然对抗。这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密报，毫无根据地说红四军准备渡过长江。

    蔡申熙闻言大惊。时值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江面平阔，水势汪洋。在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上，他说：“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以展开，到那时再想渡江北返，就会更加困难。如果红四军真有南渡的打算，一定要向他们说明利害，劝告他们返回苏区。”

    张国焘同意蔡申熙的意见，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四军一向对分局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次发展到公开造事的地步，主要责任要由曾中生、许继慎承担。这两个人都是你保荐的，现在也应该由你收拾残局。我提议，由你赶赴前线，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立即从‘肃反’入手，采取铁腕措施整肃部队。”

    与会者也认为蔡申熙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起到驾轻就熟之效。

    蔡申熙察觉到张国焘人事安排后面隐藏着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反对派的用心，不愿意为虎作伥，以身体残废、体力不支为理由，婉言推辞。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勉强，决定改派陈昌浩前去接任。曾中生回到新集后，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许多熟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敢跟他打招呼、说话，走路躲着他，避免唯恐不及。蔡申熙不躲不避，经常看望老战友，还向组织提出由曾中生接替自己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上级拒绝了他的建议，派曾中生到基层接受考察。

    第三次是霍邱失守之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分为东西两线抗御敌军。西线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四军保卫鄂豫边，东线由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保卫皖西。一天，旷继勋打来电话，称他们正在霍邱县城坚守，准备以城攻城，与敌决战。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出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邱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拥有二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县城陷落。

    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一万余人。

    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咦，搞到粮食了？”蔡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能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才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逆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

（六）未雨绸缪话“西征”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达到鼎盛，张国焘盲目乐观，提出国民党主力只剩七个师。蔡申熙却在大胜之后看到危机，率先提出应该预觅退路。果然，不出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兵临绝境，被迫采纳他的西征计划。部队撤离苏区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负伤，疼得无法忍受，要人补他一枪。他在痛楚中死去，牺牲时只有二十七岁。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和充满遐想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学会了吟诗和演说。那是一个需要幻想和不断创造神话的岁月。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四十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六个师，主力部队达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

    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任命蒋介石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导和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起辅助作用的“偏师”，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地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计划；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肘制；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一心腹大患 …… ……

    对于上述忧虑，张国焘并未听入心中。为了应付蔡申熙，张国焘让他做些准备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该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却是必要步骤。就在蒋的第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为了未雨绸缪，蔡申熙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京汉铁路以西的情况，派人到鄂北、鄂西北和豫南、陕南搜集情报，与鄂、豫、陕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络。他将这些凝聚心血编成的报告送给巨头们讨论时，却被置之高阁。

    张国焘俏皮地说：“也许你的这些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

    蔡申熙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认为永远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继蔡申熙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也察觉到不停顿进攻的危险。他们提出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需休整，建议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集中到鄂豫边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徐、陈的提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拒绝。

    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很快给红军带到严重损失。1932年8月，蒋介石命令进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潮水般涌进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从麻城撤围，赶回苏区御敌，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的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的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军事依据，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的预设的陷井。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辨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我几个月前就说了，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几位巨头们蓦然记起他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时间仅只过去了三个月，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说：“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军多达数万人，运动得开吗？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和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10月初在新洲会合，几天后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一带。

    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西征，部队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鄂豫皖军委为此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编制问题的决定，任命蔡申熙为红四军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七）出身未捷生先死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追踪穷追的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反击，伤亡二千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10月10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移，向新阵地转移。

    蔡申熙有个习惯，冲锋时将指挥位置前移，撤退时与殿后部队一同撤离战场。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指挥所与负责断后的部队边打边撤。敌军从三个方面合围，试图截下这段“尾巴”。

    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就动横的，架着蔡申熙往下撤。

    “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

    就在这时，尾追的敌军冲锋枪射中了蔡申熙的小肚。他咬着牙，一手捂着肚子，一边挥枪还击。鲜血喷涌而出，不到一会，整个腹部都被染红了。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过去。

    等到他醒来时，已经随部队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听说蔡申熙的情况后，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等战友前来探望，感到非常难过。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河口）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敢，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当晚，蔡申熙闭上眼睛，时年仅为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