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晋察冀第“40”号特工陈卓毅

一、东京反帝大同盟的骨干

1909年，奉天首富家族戴家房子村老陈家长门又添了个大孙子，他就是被视为陈氏家族未来掌门人的陈卓毅。爷爷陈子章非常喜欢这个大孙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亲自把他送到于家房子学校读书。15岁那年，他瞒过爷爷奶奶，乘家中运货的马车去了奉天，找到三叔陈楚才，从此在奉天同泽男中（今沈阳同泽中学）读书。

1931年，陈卓毅和同学在奉天大帅府北后墙张贴传单时，被帅府警卫发现抓了起来。陈楚才把侄子保出来后不久，他离开奉天前往北京的燕京大学短期出国培训班学习。1935年初，陈卓毅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攻读土木建筑专业。当时他已认识到靠实业难以挽救祖国多舛的命运，不久就中止了土木专业的学业，转到日本东应大学学习政治法律。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引起广大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1935年秋，陈卓毅、张为先、丁宜三位东北名门望族子弟在日本发起创建“东京反帝大同盟”。

二、日伪石门市代市长

陈卓毅回国后，党组织派中共北方局东北军第53军工作委员会的孙志远和陈卓毅秘密接触，形成单线联系。

七七事变后3个月，被中共53军“工委”发展为秘密党员的东北军53军116师346旅691团团长吕正操，率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冀中人民自卫军”，孙志远出任党代表。1938年4月，统一整编冀中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冀中根据地兵工厂需要大量铜材制造武器弹药，因日军封锁和边区政府财政困难，以致铜材和紧缺物资购运渠道不畅。孙志远找到陈卓毅，希望他通过“三爷”陈楚才打开为根据地运送铜等紧缺物资的通道。于是，陈楚才、陈卓毅叔侄俩通过石门市棉花制品厂厂长周英辉，为边区政府输送废旧有色金属、棉花、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

除了输送物资，陈卓毅还发挥自身的社会关系优势，秘密获取日军的情报。 早在1937年10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4师团占领石门（今石家庄市）。不久，将石门归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1938年1月15日，日军决定对石门建市，派马鹤俦负责石门市公署（即伪市政府）筹建并任筹备处处长，开始第二次筹备建市。马鹤俦曾任石门商会会长，当时是石门正丰煤炭公司运输处主任，由于出面组织石门临时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维护地方秩序，所以被日军选中，成为伪“市长”人选。1939年10月7日，伪石门市公署成立，马鹤俦任市公署第一任市长。同时，伪石门市公署开始招募政府官员。 孙志远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想到了陈卓毅：留日学生、名门望族子弟，条件太有利了。于是，建议陈卓毅借此机会打入伪石门市公署，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要进入伪石门市公署，那得有门子、有关系。陈卓毅迅速梳理了自己的各种关系，锁定了一个人：日本东应大学同学、现任驻保定市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副官（翻译）彭 × ×。 老同学彭副官还真给面子，经他的推荐，陈卓毅以留日学生和富甲子弟的身份，被聘为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经组织同意，他的留日同学冯士杰出任石门市社会局卫生科科长。

1940年，中央社会部同意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部长的请示，将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管理的何松亭、谢甫生以及他们联系的平津、东北情报组织、工作关系全部移交北方分局社会部。北方分局社会部确定情报派遣科科长谢甫生为陈卓毅单线领导，由谢甫生、何松亭与他秘密接头。 由于有彭副官的关照，再加上陈卓毅的显赫家世、留日背景，没人敢怀疑他的身份。不久，何松亭由天津来到石门，并以老乡的名义住在陈卓毅家。几天后，陈卓毅发現家周围有日伪特务盯梢。

两人分析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何松亭从天津来时就被跟踪，二是石门市日本特高科科长黑田对陈卓毅有所怀疑。 为证实他们的分析，陈卓毅立即见了老同学彭副官，彭副官表示帮忙查一下。结果第二天盯梢的就撤走了，这初步证实盯梢者就是特高课黑田的人，但不清楚为什么要盯梢何松亭？为保护何松亭的安全，陈卓毅利用石门市代市长的身份，用市警察局伪警送何松亭离开石门返回天津。 何松亭回天津后，立即向许建国、谢甫生汇报。许、谢两位领导认为：陈卓毅已暴露，为了不引起特高课的怀疑，叫他与冯士杰以辅佐三爷陈楚才办实业的名义，向石门市伪政府提出辞呈，立即返回北平，正式转入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并继续保持和彭副官的联系，为今后收集情报打下基础。

“东京反帝大同盟”表面上是读书会形式，但有纲领、章程、严格的纪律，主要任务是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调查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成立后，开展了多样抗日活动，如秘密编写4期《读书杂抄》《前进》等进步刊物；到繁华市区和大学校园里散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传单；广交朋友，收集政治、军事和文化情报；在爱国留学生中秘密地发展会员等等。由于初期行动过于公开，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随之转入地下活动。1936年，东京帝国大学赵家宾、日本海军学校何 × ×、于静纯等人先后加入东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

“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多为富家子弟，他们放弃富贵和安逸，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老窝开展反日斗争。他们的勇气和才干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都派员前往日本与他们联络。 国民党将领赖光大是陈卓毅的挚友，他把陈卓毅的情况向上峰汇报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如陈卓毅同意为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工作，可直接授予少将军衔。但他以回国辅佐三叔陈楚才创业为由而谢绝。而此时中共东北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身为共产党员的张为先和丁宜不敢贸然接触，只得从其他渠道寻找党组织。1937年，张为先回到中国东北后给何松亭（中共地下党员）去信，暗示自己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 不久，何松亭妻子到沈阳约张为先一起去北平。

1937年6月，张为先到北平，经何松亭介绍，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南汉宸接上关系，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南汉宸表示：他负责将张为先的党籍问题向中央报告，恢复党的关系。同时指示：

（1）回东北组建情报网；

（2）收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3）可能时建立电台；

（4）联络办法一是通过何松亭，

二是在北平登报，派人联系。1937年7月2日，张为先返回沈阳，立即发信通知东京的丁宜、陈卓毅立即回沈阳，建立东北情报组织。丁、陈二人返回东北后，东京方面的工作由东京帝国大学赵家宾负责。 东京反帝大同盟“三剑客”中，张为先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丁宜是中共党员，而陈卓毅则由“忧国忧民”“反帝抗日”走向了党的怀抱。东京反帝大同盟成为日后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的前身。

三、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第“40”号特工

陈卓毅与老家孟氏属于包办婚姻，而且已分居很长时间，婚姻事实上已不存在。1939年年初，经马鹤俦和祝鲁生的介绍，他认识了“戏子”出身的苏琪。苏琪原名姚书琪，曾化名“书琪”，以后叫白了就叫“苏琪”了。 陈卓毅不嫌弃苏琪“戏子”出身，苏琪也没有计较他在老家和孟氏的婚姻。根据地下工作纪律，他将定亲之事向许建国、谢甫生汇报，组织上派人对苏琪进行调查后，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结婚请求。1939年春天，由许建国做主证婚人，两人在北平撒袋胡同1号举行了婚礼，婚后又回到了石门。之后，新婚夫妇收到两份特殊的贺礼：许建国部长送的一件貂皮大衣、谢甫生送的一枚金戒。

1940年陈卓毅、苏琪回到北平，在西四大红罗厂8号暂住，后迁至景山西街翟家大院，对外掩护身份是“三爷”陈楚才“大华窑业公司”、“北平大兴三轮车厂”和“北平华兴制棉厂”的经理。 为避免华北日军特高课的怀疑，经许建国部长同意，“三爷”陈楚才用大兴三轮车厂当年的收入，为侄子陈卓毅买下东城区东板桥西河沿１号的一套大宅院，正式在北平定居。陈卓毅被确定为晋察冀社会部“40”号特工（北平驻在员），对内称“陈卓毅组”。

话说陈卓毅在北平喜气洋洋地结婚了，可把远在辽中的老父亲陈荫宣气坏了，他觉得儿子给他丢脸了。因为在陈氏家族第二代兄弟四人中，只有大爷陈荫宣没有娶偏房，他一直为此骄傲，也希望儿子像他一样。所以，陈荫宣不承认苏琪这个儿媳。在“三爷”陈楚才的撮合下，陈荫宣赴北平考察儿媳苏琪。一进儿子家门，老爷子就摆出陈家老大、辽中县农会会长的派头，抽烟让人点，喝水让人倒，吐痰叫人拿盆接，把苏琪吓得连话都不敢说。可没过几天，老爷子就早早起来扫院子、浇花，这等于默认了苏琪这个儿媳妇。

东板桥西河沿1号位于地安门东边，大门正对着路北的东不压桥胡同口。院门口是元代通惠河玉河的遗迹，小河上有座小石桥，河边一棵槐树、一棵桑树，难得的北国江南风光。这所宅子不是标准的四合院，街门开在西北角的“乾”位。一进大门是北院，只有西厢房，有口水井，是做饭、干杂活的地方。经旁门进南院，南院有正房、西厢房和南屋，有棵海棠树、石榴树。整个宅子没有东厢房，东墻外就是玉河了。 陈家养了条叫哈利的德国警犬，这是条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专咬警察和穿大褂的人。它只要听到大门门栓一响，就狂吠地冲过去，直到分清敌友为止。陈家有三户邻居。一户兰家，是陈卓毅五弟妹的娘家人；另一户曾家，还有一户李家。老李头以拉三轮车为生，为人忠厚老实，陈家无论是家里用车还是交通站秘密送人，都找老李头。 根据潘汉年、许建国的指示，陈卓毅在亲属、同学、老乡中秘密发展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如弟弟陈力（解放后在公安部一局工作）和陈子信（解放后在中央乐团工作）、内弟陈枫（原名孟庆国，解放后在天津公安局工作）、留日同学冯士杰（解放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老乡王尹（解放后在辽宁省政府工作）和刘洁等。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他还发展一批外围地工情报人员，如留日同学冯定庵、朋友周应辉等。

1941年前后，陈宅经常出入一些客人，南方的、北方的，还有香港来的。陈卓毅对苏琪说：“这些人都是大华公司的客户，都是三叔的朋友，你要好生招待。”张为先、丁宜、王卓群、张友恒、李振远、赵家滨、王岳石等人都在这儿住过。陈卓毅的单线领导何松亭夫妇是这里的常客，夫人佟挽新常住在陈家，和苏琪姐妹相称，教她读书、写毛笔字。耳濡目染，苏琪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不久，陈宅又来了一位气质高雅的南方女子，陈卓毅对苏琪说：“这位太太是香港商会董会长的女儿，到北平来玩些日子，你就叫她大嫂。”这位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中央社会部领导潘汉年的妻子董慧。白天董慧教苏琪学文化，晚上苏琪陪董慧去听京剧。由于董慧是广东人，吃不惯北方菜，陈卓毅还特意雇了一个姓温的广东厨娘。1941年未，潘汉年在香港听取陈卓毅汇报时，正式批准苏琪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东板桥西河沿1号交通站工作。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后，必须割舍一些亲情。苏琪几乎割断了与京剧界师兄、师姐的联系，减少了与亲属的往来。于是，故旧亲朋说她六亲不认，这让她非常痛苦，但她还是挺了过来。 东板桥西河沿1号这所宅子，经潘汉年批准，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地下交通站，后来又成为中社部的秘密交通站。北平大华窑业公司财务科长王宽（解放后在广西建设公司工作）、姬××和苏琪3人，担任陈卓毅情报组交通员工作，负责将情报分别送往平西情报站、天津情报站和张家口公安局情报科。

1940年2月4日，马鹤俦把伪石门市公署市长的乌纱帽丢了，后来又当上了“华北剿共委员会”主任。1944年初，陈卓毅找到“老朋友”马鹤俦说：“我有个亲戚的儿子，年轻人没事干，你让他到‘天津剿共委员会’去，混碗饭吃吧。”既然是“老朋友”张嘴，面子自然要给。就这样，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友恒化名李叔刚进了“天津剿共委员会”。他身穿草绿色协和服，手拿“剿共委员会”的证件，坐火车、过哨卡、住店吃饭，往返根据地请示汇报方便多了。虽然张友恒只是调查处的低级雇员，但抄写文件、登记收发的工作，让他接触到许多情报。尽管这些情报多是望风捕影、胡编乱造，但还是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一次，他从“唐山剿共委员会”一份情报中发现八路军冀东军区的组织人事、会议记录、统计报表、计划提纲等，真实而具体，说明日本特务已经打入冀东军区内部。他及时向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汇报，清除了奸细。 除了陈卓毅，情报组的其他人员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秘密情报工作。王尹是辽宁省新民县人，出身富甲。其父亲与陈卓毅二叔、新民县县长陈荫翘是至交，通过这层关系与陈卓毅相识。在陈卓毅的帮助下，他成功出任伪清河县县长，利用职务之便提供了不少华北伪政权的情报，还掩护了地下情报人员宫洗尘。一次，他从日本宪兵队发现中共地下人员暴露的情报，立即通知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友恒，使地工人员及时转移。王尹的妻子刘杰非常干练，由于小时候得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外号“刘麻子”。她性格豪爽，有点男人性格，常到东板桥交通站，并认陈卓毅、苏琪的两个儿子当了干儿子。 张有恒在回忆录中称赞陈卓毅：“他善于交际，为人豪爽，热情好客，他能接触到敌伪很多动态情报，如军事运输、战争物资的储备、伪政权的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都有利于我们开展对敌人的斗争”。

四、巧取五一大“扫荡”情报

1942年初，潘汉年情报系统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等不清楚。中社部高度重视这一情报，中社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紧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动用一切情报系统、情报关系，搞清日军行动计划。 这个任务事关冀中根据地的安危，必须全力以赴。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长谢甫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一见到两位领导亲自来了，他马上产生了一种预感：任务绝对非同小可。许建国部长详细地向他传达了中社部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动用一切情报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听完后，陈卓毅沉默了，他的脑海里飞速地筛选着各种情报关系、寻找可能的人选。最后，还是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听了陈卓毅的想法，谢甫生也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可行，但还是提醒道：彭副官是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绝不能为了搞这次情报把他推向绝路，断了我们的情报来源；此外，各情报组之间绝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单线行动、单线汇报，绝对保密。 由于石门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名义去见彭副官，否则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怎么才能尽快见到彭副官套出情报呢？这成了陈卓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机会来了。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一名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听罢一阵窃喜，于是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和这名艺妓搭讪起来。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戒心，当成新交的中国朋友。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设在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来到了彭副官办公室。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海阔天空。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听了昔日同窗好友的邀请，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才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呆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这就是他想要的重要情报。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就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经过前后细致分析，综合几个情报小组的消息，许建国部长同意陈卓毅的判断，立即向康生、李克农汇报。中社部也认为：这个情报是从日军穴巢所得，可信度高，日军的行动有可能在５月１日。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五一”反扫荡胜利后，中社部决定对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进行表彰，康生、李克农、潘汉年在中央保卫工作会议上对陈卓毅情报组进行表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根据中社部的精神，也决定褒奖陈卓毅情报组：一是陈卓毅提前转正入党，二是给陈卓毅情报组一定物质奖励。不过这物质奖励的奖品谁也想不到。当时山东地工人员为晋察冀边区后方搞了3船梨，准备走水路经天津转运到边区。但晋察冀边区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这3船梨就近奖励了陈卓毅情报组。没承想陈卓毅到天津港提货时，一验货，发现3船梨都烂了。这事一时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笑谈。

（本文经陈卓毅、苏琪之子陈时宰先生阅改审定）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