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埠暴动

瓦埠，位于安徽省寿县东南乡瓦埠湖畔。这里的人民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优良革命传统，早在1922年就有二三名党员的组织，1923年安徽省最早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就在这里建立，到1931年瓦埠地区的党组织已发展到13个党支部，并有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由于受尽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人民不断向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进行抗捐、抗税、反饥饿、反压迫、田野抢粮等一系列的斗争。同时、瓦埠又是多灾地区，素有“三年干，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之说，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极端贫困。统治阶级不但不体恤人民疾苦，反而加剧对人民的掠夺，千方百计地鱼肉人民，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同时，瓦埠是大别山苏区的外围，苏区红军捷报频传，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瓦埠湖畔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这里的革命运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1931年3月30日，终于在瓦埠湖畔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瓦埠暴动。

一、起因和准备

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原名方运炽，又名高宗林）在寿县上奠寺组织召开中共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党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利用寿县控扼长淮、接近津浦、毗邻苏区、夺取寿县就能控制皖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适时在寿县发动武装斗争，扩大苏区外围斗争。会上成立了中共皖北中心县委（寿县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寿县正阳关，指导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太和、固始、新蔡、息县、霍邱9县工作。在皖北中心县委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共瓦埠支部书记王汉平报告说国民党寿县县长将于29日带七八十军警到瓦埠，准备在瓦埠镇设立地主武装的指挥据点――联防局。得到报告后，方英便连夜召开县区干部联席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夺取武装、发动游击斗争的好机会，决定缴军警的枪。于是，作出决议：一，凡家中有枪的同志，把枪带来，没有枪的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借；二，在国民党县长到来之前，所有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必须秘密携带武器在瓦埠街泰山庙附近集中，国民党县武装到达时，立即解除其武装，随即夺取瓦埠镇附近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扒粮；三，成立行动委员会，任命曹鼎为书记，杨盟山、魏发祥、薛骞为委员，因薛骞是黄埔三期生，曾在六霍苏区任过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副师长，故被任命为这次军事行动指挥；四，动员戚连雨参加暴动，因戚连雨家虽较富，也有一二十支枪自卫，但受当地的大地主豪绅的欺压。

二、暴动经过

3月29日上午，前来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均按规定秘密携带枪支陆续云集到指定地点泰山庙。这时，情况发生意外变化，国民党县长没有来，来的是国民党双庙区区长路奎汉带领的地方常备队30多人枪，住在瓦埠东街黄子元饭店里。因这批人大都是本地人，于是产生不同意见。方英认为既然已经决定发动武装斗争，不管如何都要去干，先擒双庙区长路奎汉，缴他的枪，再缴附近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扒粮。意见虽然统一了，但由于负责军事指挥的薛骞迟迟不行动，给叛徒可乘之机，路奎汉接到报告，立即逃往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认为现在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也集中了一部分人枪，群众要求迫切，决定以瓦埠为根据地举行农民暴动。同时撤销游移动摇分子薛骞的军事指挥，将参加暴动的群众骨干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宋天觉任副大队长，曹鼎任政委，魏发祥任参谋长。下设三个中队，戚连雨、曹广海、杨守先、马实等为中队干部，中心县委领导李乐天、方贯之等到保义、堰口、史大郢等地发动群众，准备策应暴动。

3月30日凌晨，参加暴动的农民1000多人，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暴动开始。紧接着游击大队三个中队分头逮捕地主豪绅10余人。周围乡村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方家老圩、张家祠堂的地主豪绅都纷纷前来缴械，并派代表向游击队要求：愿缴半数枪支，不要扒粮食。游击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31日，地主杨甫成见游击队进村，不敢开门，从窗口把枪丢了出来。这样游击队共计缴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后来由于敌人的反扑，为了缓和矛盾，游击队将逮捕的地主豪绅全部释放。

3月31日早晨，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动瓦埠方园20余里的三千余群众，扒掉方小楼地方粮食200余石（约4万余斤）。方英还号召群众扒自己家的粮食，后来他自家的粮食全部充作游击队的军粮。当方和平带领游击队百余名队员（此时扒粮群众都已散去）前往北瓦房缴枪时，恰有杨家庙联庄会副会长的弟弟在北瓦房亲戚家，疑是去逮捕他的，他一面鼓动该村地主聚众反抗，一面派人送信给杨家庙联庄会会长张焕亭和他哥哥郑孟杰，要他们集结武装前来救援。

4月1日，杨家庙、双庙集、邵店等地的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10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瓦埠街攻打游击队，瓦埠街附近的地主豪绅也纠集了500多人参加联庄会。因力量悬殊太大，游击队连夜转移，离开瓦埠街，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圩子（塘圈、古堆丘、新圩），反动武装又跟踪包围了这3个圩子。此时，国民党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也赶到张嘴，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敌人依仗人多枪多，轮番进攻。游击队昼夜坚守在三面环水的张嘴子，顽强奋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因敌众我寡，多次突围，末能成功。

在游击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私人关系向开明地主曹云峰等人借枪，以配合游击大队突围。经过多方努力，借来20余支枪、2000余发子弹，由曹仙度、宋德渊等率领几十人，打着“小甸集联庄会”的旗号，前往张嘴伪装攻打游击大队，占领张嘴以东有利地形，以掩护游击大队从此突围。计划由宋德渊送信给游击大队，结果宋在送信的途中被敌发现捉住，虽严刑吊打，但始终没有暴露秘密，敌人查不出证据，便放了他。接着又派曹云峙化装成货郎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按照计划，在中共瓦埠区委周密配合下，游击大队乘黑夜顺利突围出来，只有第二中队队长戚连雨带领的17名游击队员为掩护游击大队转移而英勇牺牲。游击大队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张嘴一带几个村庄，数百间民房，并将中队长戚连雨的头颅割下示众。寿县历史上的著名的瓦埠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三、暴动的教训和意义

瓦埠暴动后，中心县委于同年4月12日召开了寿县各区委、特支书记联席会议，分析瓦埠暴动的经验教训；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又先后派巡视员柯庆施、吴伯孚、陈文及皖西北特委巡视员刘东生来寿县检查工作，召开会议对瓦埠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及意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根据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发动非苏区的游击战争，实行拥护苏维埃和红军，支援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发动瓦埠暴动原则上是对的。至于后来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1、敌强我弱，敌有国民党县大队及封建地主武装联庄会1000多人枪，游击大队仅100余人枪；2、指导有错误，没有从扒粮分粮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转移，而坚持以三面环水的瓦埠为根据地，结果形成被敌包围局面犯了教条主义错误；3、暴动前准备工作不够，没有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仅仅号召扒粮，没有强调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群众扒粮没有秩序，敌人打来一轰而散，游击大队临时组成，拉起来就干，盲无头绪；4、对敌过右，把逮捕的地主豪绅全部释放，幻想以此来缓和敌人的进攻，结果反使他们回去集结武装向游击队进攻；5、对参加暴动人员审查不严，导致少数不纯分子向敌人通风报信，泄露机密。

轰轰烈烈的瓦埠暴动虽然在敌人优势力量进攻下仅仅只存在4天而告失败，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皖北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由于这次暴动，吸引了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打击了封建地主武装势力，锻炼和考验了人民，使劳动人民认识到以革命武装打倒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培养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军事骨干。这次暴动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序幕，它标志着寿县革命斗争由日常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从此，寿县这支游击武装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转战皖西北，成为一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有生力量。